式各样的电影作出评价，这些实验表明，在观察世界上，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多地表现出不快，敌意，甚至是明显的虚伪倾向。加的夫学院的心理学家同时也发现，当两半球同时工作时，我们的感情反应仅同左半球的反应相似。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大脑右半球的抗拒性通过更加随和的左半球来逐渐强制地调合过来。邪恶和怀疑的情调好象都潜藏在右半球，这可以解释左半球所感觉到的对左手和右半球邪恶特性的反感。
在患妄想狂的人的思想中，他自信自己察觉出一个阴谋，也就是说在朋友、同事或政府的行为中暗藏的（和恶毒的）阴谋，可是实际上并无此事。假如有这样的阴谋，受试者可能是极端忧虑的。但未必他的思想就是象患妄想狂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是突出的一例。大战末期，福雷斯特尔坚信以色列的密探一直在到处跟踪他，而他的医生却认为他这种固执的念头是十分荒唐的，并给他做出患妄想狂的诊断，把他关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的顶楼上。由于医院人员过分地敬畏上层人物，对他看护不严，致使他跳楼身亡。后来，果真发现确实有以色列密探在跟踪刺杀福雷斯特尔，那个密探也在担忧，怕阿拉伯国家间谍可能察觉他的企图。福雷斯特尔还可能有另外的问题：尽管他已觉察到了危险，但他却被定为妄想狂患者，使他无法摆脱所在的困境。
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里，阴谋活动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来自主张变革的人；另外也来自维护现状的人。在近代美国史中，维护现状的要多于寻求变革的。当不存在阴谋时察觉到阴谋的存在，这就是妄想狂的症状，如确有阴谋存在，察觉到阴谋存在就标明精神是正常无疾的。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若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个精神不正常者。”我不知道这一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全球。
没有经过左半球的详尽研究，就无法断言通过右半球推断出来的模式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另外，仅仅是一个决定性的思想，而没有创造的和直觉的见识以及没有对新模式的研究，那么，它也不会有结果，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在骤变的环境中要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两半球的共同活动：通过胼胝体沟通大脑两个半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人所周知，许多人一见流血就产生眩晕的反应，这就是由不同的感性认识功能所引起的不同行为的一例（当然，这仅是多种例子之一）。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自身出血与疼痛、损伤和破坏机体的完整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流血，就产生出一种同情感，感到有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我们都体会过疼痛的滋味。毫无疑问，这就是在许多人类社会中，把红色作为停止信号* 或意味着危险的原因。假如我们的血液里携带氧的色素是绿色的话（在生化学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就会把绿色看成是危险的天然标志，而会觉得使用红色的做法有点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经过训练的医生见到血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会立即联想分析，这是哪个器官受了伤？怎么会这样大量地出血？是静脉出血还是动脉出血？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带？所有这些分析活动都属于左半球的功能。它们需要比单纯流血等于疼痛的联想更复杂更有分析力的认识过程。而且，这种分析要远远高于实践经验。假如我受伤流血，我们定去找一个有多年经验善于处理受伤流血的外科医生，而不去找一位富有同情心一见血就发晕的朋友。后者的明确动机仅限于不愿意他人受到伤害；而前者对受伤流血者能有所帮助。在一个有理想结构的物种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机体上，我们大多数人正是如此。这两补思想的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复杂性，可是对生物存活都有相互弥补的价值。
劳伦斯（D·H·Lawrence）关于月亮本质的见解可以说是直觉见解偶尔抵制分析见识的典型事例。他说：“没有必要告诉我说，月亮是天上的一块死岩，我知道它不是块死岩。”的确，月亮并不是天空中的一块死岩，它是美丽的，它能使人产生浪漫主义联想的魔力，它能引起潮汐，还可能是确定地球上人类每月活动周期的依据。天空中的死岩仅是它的特性之一。直觉见解在我们以往个人体验的或是进化中的感受范畴内是大有作用的。在有关天体密集物体性质这样的新领域中，直观推理很难适应理性思想从自然界中探索到的见识。照此推理，理性思想过程不是本身的终结，应从对有益于人类的广泛角度上去理解。归根结底，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努力，其本质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可以看作成应用于自然中的狂妄思想，我们期望得到自然的协同，并希望获得完全不同的数据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从自然中抽出模式（右半球思想），事实上，许多抽出来的模式并不同数字相符，因此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分析（左半球思想）。缺乏对模式的严格分析研究，僵硬的怀疑主义是不会得到完善的科学知识的。而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则需要两个半球的协同工作。
微积分、牛顿物理学和几何光学，基本上是通过几何论证得到的。而今天，主要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讲授和示教：数学和物理学不仅是教学中的创造，而主要是右半球功能的产物。主要的鼥学见识在特性上都是直觉的，这在目前也是常见的。同样，在本质上是通过线性分析论证，用科学论文阐述出来的，这并不反常。这种创造行动主要来自于右半球的组成部分，但要论证创造结果是否有效主要还是要靠左半球的功能。
万有引力可以通过把收缩状的黎曼——克里斯托弗尔氏（Riemann-Christoffel）张量等于零来理解，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惊人的发现。这一论点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仅仅因为这一结论可以得出详尽的、数学方程结果，预先检验出与万有引力的区别之处。尔后，再作实验决定应采取哪条途径。在三个有名的实验中，即通过太阳附近的星光偏角：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运行轨道上的运动：强恒星重力场内谱线的红向移动，大自然是赞助爱因斯坦的。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很难有一位物理学家能承认广义相对论。物理学中有许多几乎近似辉煌精致的学说都被人们摒弃了，因为它们不能经受实验的论证而得以存在。依我看，假若这样的对抗和摒弃假说的意愿是我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人类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确信，没有两半球较大范围的进化，科学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但这对艺术则不同。很明显，艺术不需要在实验室里作实验。有欣赏能力的、专心致志、无偏见的观众根据他们各自的满意程度，确定其艺术水平如何。我可以从上百个例子中举一例说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评论家、学报和博物院全都抛弃了法国印象派。而今天，印象派团体又广泛地支持印象派艺术家创造出新作品。历史的时钟又向相反的方向倒转了一个世纪。
本书是一个模式辨认的练习，是企图利用各学科和神话中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线索，去了解自然和人类智力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右半球的活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半夜或凌晨被一种产生出新见解的兴奋激醒。我想许多细节还需作实质性的修正，至于这些新见解是否真实可靠，还完全取决于我的左半球功能发挥如何（这也取决于我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因为我还没发现论证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写此书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例证，它们在构思以及手法上都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内容。
十六世纪，在数学量之司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方法：你可以写出一个代数方程，也可画出一条曲线。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创造解析几何时，展示出了数学界这两种观点的形式恒等关系（顺便说一下，笛卡尔还是一位确定大脑功能定位的解剖学家）。
目前解析几何已成为十年级学生的普通课程。但这在十七世纪却是一个辉煌的发现。然而，代数方程就是大脑左半球的典型结构，而一条普通几何曲线，即相关的点连接起来的图形，则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解析几何是数学上的胼胝体。当今一系列学说发现它们相互之间既不冲突或者也没有相互的交叉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左半球总与右半球的观点相对，这就使外观不相联或观点相反的笛卡尔连接法再度成为迫切需要。
我认为，只有通过大脑左右半球的合作，我们和任何其他人类的最有意义的创造活动——法制和道德规范、艺术和音乐、科学和技术才有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创造活动，即使从事得很少或仅作了一点点，也将会使我们和整个世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胼胝体的功能。
*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拉丁语、德语和斯拉夫语中都是从左向右写，而在闪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译注）中却是从右向左写。古希腊人书写时则是左行右行交叉书写（象牛犁地一样），一行从左向右，下一行从右向左。[返回]
* 另一对性质相反的词：“黑”和“白”也揭示了一组情况的相当不同的两方面。尽管英语里有着“黑白截然不同”的措词，但这两个词却有相同的起源。“b1ack”（黑）来自撒克逊语“blaece”；而“white”（白）来源自撒克逊语“blac”，这个词同“blanchi”（发白）、“blank”（空白）、 “bleak”（漂白）以及法语的blanc（白的）都是同源的词。作为黑白的显著特性都是缺少颜色。在我看来，使用相同的词表达两种不同事物就是公元六世纪英国国王亚瑟的词典编辑者的高度觉察力。[返回]
*在惯用左手的美国总统中看来就是哈里·杜鲁门和杰拉尔德.福特二人。我不敢肯定这同提出用手习惯和大脑半球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证还不充分）是否一致。伦纳德·达·万斯可能是惯用左手的人中具有创造天才的、最光辉的范例。[返回]
* 红色又是电梯指示下行的信号，也许是因我们生活在树上的祖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下树的缘故。[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