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看文化、法律、历史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 张维迎 教授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布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和银行中，在大的跨国公司中都有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的名声比较世俗化，而当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去的时候，又得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恶名，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批评经济学家将几乎所有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尤其面对文化、法律、历史问题，因此下面要澄清的是什么是经济学。

——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准确地讲，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是认识人们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方法。这个概念，决定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可延伸至其它领域。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有以下三条：

——首先，经济学研究总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正好与社会学由组织到个人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对比；其次，经济学总是追求最大化行为(maximization)，而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偏好最大化，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我们的选择都是这样一种决策依赖于另一种决策，例如考博时一个导师招两个人，四个人考，是否考得上不仅依赖于你自身，而且依赖于他人考得怎样，这就是均衡。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就是博弈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发展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分，博弈已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方法。有人说，如果未来社会科学还有纯理论的话，那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由数学家纳什发现并因此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纳什均衡就是所有人的选择综合在一块，不一定所有选择都能实现最大化原则，而能使所有人都达到最大化的选择就叫做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如果大家认为某个结果会实现，那么它就真的会实现，我们所讨论的制度就有赖于此，若不满足这个条件，制度就变成无效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诺，后者以前者的行动为自己行动的参考，以达到事后最优，实现动态均衡。第三个特征是信息，两个人进门，通常瞎子先进，因为人们通常礼让残疾人和女士，所以在博弈论中信息多反而不一定好，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难得糊涂”。

一、经济学家看文化

——从文化开始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因我们都知道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则而存在，下面将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问题。

——文化就是一组人群的行为规范(norms)的稳定预期(expectation)和共同信念(common beliefs)。如果预期成为一种共同信念，文化便形成了。

经济学家通常将文化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理性限定规范，阻止人们的某种特定行为的规范，不论这种行为将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多少，而形成人们的可行行为选择集合。博弈论从社会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若社会中，大家都去偷盗钱包，则社会肯定趋于毁灭，而文化的存在使得即使没有法律，人们的行为也将受到规范。

——第二种类型是偏好内生性规范，即某种规则随时间推移改变人们的偏好，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天长日久便对猪肉产生了心理上的生理反应，这便是内生偏好。

——第三种类型是均衡筛选规范，协调人们在多个纳什均衡中某个特定选择，此规范不改变选择本身而改变了选择的结果，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女士先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老爱幼。

——如果人们对集权制度极为忠诚，并非偏好使然，而是人们服从一种被选择的纳什均衡，因为在人们的预期中，往往先假定别人绝对会服从君主制度，从而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便选择服从。领导的尊严便是这样形成的，在众多的均衡中，大家普遍认为会出现的便是Focal Point。

——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任问题，经济学在传统上将信任解释成为内在的偏好，即意识形态(如基督徒害怕上帝惩罚)，现代经济学则解释为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谋求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便是囚徒单边困境。在双方都信任，则双方都得到最大化，若互不信任则效用都为零，但若一方信任对方，反之对方不守信，则守信一方便受损。从而形成一次纳什均衡，均衡以某个概率进行下去，便成为社会信任行为选择的描述。

——在多次博弈中是有可能出现不守信的情况，所以在有限次博弈中，信任就不会出现了，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任亦难以再出现。

——信任是市场经济中社会道德出现的普遍问题，交易离不开信任，而现代交易手段更是以信任为基础。

二、经济学家看法律

——从博弈论角度来解释法律，即是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Third Party)，其功能首先是改变博弈的结果——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其次通过法律不改变博弈本身而改变人们对行为的预期。

——法律的意义便是通过改变人们的信念或对他人的行为预期，从而改变博弈的结果，在多个均衡下，法律起到重要作用，交通规则通过红绿灯、左右行、限速使得各种车辆、行人之间达到均衡。

——在英国的西斯洛机场专设有一个Meeting Point，便于接站，假设这个MeetingPoint不存在或散布于机场各处，就会使得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化机场中接飞机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但Meeting Point一旦出现且固定在某个地点，从而改变人们行为预期，便为双方创造了相遇的最大可能，实现均衡。

——法律与社会均衡的Basu核心定理向我们阐述了任何能够通过法律实施的行为和结果都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实施。这个定理的引理有两条，第一条是通过法律实施出现的结果，没有法律也能实现，当然这并不是好现象，中国学术界许多约束多是这种自我施加的约束，从而形成许多禁区；第二条是如果有一个结果不是纳什均衡(即不能通过社会规范实施)，那没有法律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为什么要法律呢?就是为了加快信息的实施传递，形成一致预期，从而实现纳什均衡的时间性，所以法律的产生是有意识的设计，亦有其自发的演进。英国早期法律产生便反映了法律做为规范存在的一面，英国的普通法最初是为了贸易便利，产生于Law Merchant。

——当然引理之中的法律不可实施性现在还有效而迅速地推动法律研究，于是产生了不完全合同理论，使得现实交易贸易也由此得到促进与保障。特别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常这样应用，写得清楚的典章制度交给法律，写不清楚的交给文化，这也就是管理专家、企业家现在所津津乐道的企业文化。

三、经济学家看历史

——在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演进时，历史学家引入了经济学方法。50年代新古典方法派开始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模型检验历史上存在的经济制度。例如市场非价格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史学在研究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应用博弈方法认为制度是博弈规则，组织是博弈参与人，经济增长是制度的函数，其主要问题在于无法解释自我实现的制度，国家本身无法解释非法律的影响。

——博弈论分析历史，就是要将历史制度看作一种自我实现的均衡，而遗憾的是中国史学研究尚无人引进这种方法。中国历史悠久，尤其经济制度史内容丰富，博弈论大有可为，希望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将出现能利用博弈方法而又愿献身于经济史学研究的人。

上几周去图书馆看了他在经济研究1995.4发的那篇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and agents in the state-owned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ts policy suggesetion,里面的几个命题觉得很有用，大家去看看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     

      张维迎的科研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张维迎在国家体改委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主要学术成绩包括：（1）1984年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决策部门采纳，对中国价格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文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在美国《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2）1985年与李剑阁一起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并与黄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总理委托的《外汇外贸改革课题》，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当时外汇和外贸政策的制定；（3）1985－87年期间，与宋国青一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对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4）从1983年开始，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出版专著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5）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1990年张维迎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作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学成回国，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并从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出版三本专著，并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的占3篇。

张维迎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绩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过去二、三十年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交叉，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和企业组织行为的认识。张维迎在企业理论方面的贡献包括：

1. 最优所有权安排和资本雇佣劳动：

    完整的企业理论面临三个主要问题：（1）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决定？（2）企业所有权如何在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一种主导的企业制度安排？（3）企业委托人（所有者）如何监督和激励代理人？已有的企业理论主要讨论第（1）和第（3）个问题，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理论》主要回答第（2）个问题。

这本专著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组织内部的非对称契约结构和决定这种非对称契约结构的深层原因这一很具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一长期困惑经济学家的问题。张维迎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个人之间的企业家能力的差别。企业是人们之间合作的到一种方式，在企业中，最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从事经营决策（制定决策），而企业家能力较低的人从事生产活动（执行决策）。企业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这种分工来提高效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给定个人能力难以观察，如何保证把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出来经营企业？二是给定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难以测度，如何保证企业成员不偷懒？张维迎将这两个问题概括为“经营者选择问题”和“激励问题”。所谓企业制度安排，就是通过在不同企业成员间分配“委托权”（principalship）（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全书正文共5章，第1章对有关企业理论的已有文献，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了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指出，已有的理论没有能解释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问题。本章也对全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作了简要概述。第2－4章是本书的主体，分三步讨论了最优的委托权安排。第2章用一个隐藏行动模型(hidden action)证明，为什么在存在团队生产和行为难以观察的情况下，经营者应该是剩余索取者，企业决策者如何成为“企业家”（承当风险的经营者）。这里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而经营者正是企业中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所以，由他们索取剩余导致的激励损失最小。第3章用一个隐藏知识模型(hidden information)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能力难以观察时，资本可以成为传递企业家能力的信号，从而为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的逻辑是，只有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才最没有积极性说假话（虚报自己的能力）,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是保证将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选择在经营者岗位的一个机制。第4章建立了一个企业家职业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合作形式即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在均衡情况下，能力和财产在人口中的分布如何决定什么样的人将成为企业家，什么样的人将成为职业经理。第5章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总结，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张维迎曾于1993年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小组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受到在场的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好评。根据本书第2章改写的英文论文《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与栗树和合作）发表在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zation》，被权威的匿名评审人认为“开始填补由Hart等人倡导的现代企业产权理论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方面”(that begins to fill a very troubling aspect of the modern property right theory of the firm as championed by Hart and his coauthors.) 根据第3章改写的《Why Are Entrepreneurs Liquidity-Constrained》发表在《Annals of Economcis and Finance》2000年第1期。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年9月在国内出版后，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据统计，仅《经济研究》1995－1997年三年间就被其他作者引用16次，是被引证最多的论著。《中国书评》1996年第10期上同时发表的汪丁丁、张春霖和张曙光三位经济学家的书评称：“（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理论为题目，为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叙述理论，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汪丁丁）“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为背景，综合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本既能够融入当代经济科学主流，又能够推进中国经济研究传统重建的著作。《企业》的出版标志着张维迎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张曙光）（见附件）

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为本书召开了又30位经济学家参加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1998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产权与公司治理结构：

《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提出如下论点：（1）理解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是把“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从概念上区别开来。财产所有权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和结果；（2）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是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雇佣劳动”可以说是这种不可分离性的一个逻辑推理；（3）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不同状态下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人――比如说，正常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股东，破产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债权人；（4）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形态，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契约规定的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是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

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在过去的几年里，张维迎尝试着将自己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学到的企业理论和自己在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写了一些论文，在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张维迎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

1、《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分析了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对效率的影响，证明，公有经济的效率随着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企业）的数量――从而委托－代理层次的增加而递减，从而让代理人索取剩余可以改进效率。张维迎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如下问题：（1）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2）为什么财政“分灶吃饭”会刺激经济发展？（3）为什么“放权让利”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改进？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Economics of Planning》杂志于1998年发表。

2、《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分析》用合同模型分析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与不成功之处，其基本观点是：中国过去十几的企业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短期激励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但在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企业经理仍然是由政府官员选择而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选择。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China Economic Review》于1997年发表。

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等论文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原因，国家控股公司改革思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

4、《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公有制经济中的重复建设和兼并障碍来自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曰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张维迎将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讲，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和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贿赂是非法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太多，“搭便车”行为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这样做。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同时避免无效率兼并的出现。

5、《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栗树和合作）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资料两方面解释90年代开始的方兴未艾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文章的基本结论是：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了民营化。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小市场占有份额。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一般地说，产品竞争越激烈，引发的民营化程度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如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固定的税后剩余分享份额，或者两个地方政府能够完全合谋以获取联合收入最大化，则民营化就不可能发生。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0年6月期。

6、《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与马捷合作）认为，恶性竞争的原因来自产权制度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就产权制度而言，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在事实上控制了企业。但是，他们在拥有企业权利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与责任关系上的不对称程度愈大，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就技术因素而言，张维迎们发现，技术愈是落后的国有企业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在一个静态一期双头古诺(数量)竞争构架之下，本文不仅严格证明了恶性竞争的存在性，而且逐个情况地讨论了它发生的具体条件，分析了它的福利效应。特别地，张维迎们证明：（1）在混合经济中，非国有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其成本优势足够大；否则，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行为就会“封锁”非国有企业的进入。（2）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恶性竞争的可能性越大。（3）国有行业中企业数目愈多，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性愈大。这后两点意味着，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一定意味着恶性竞争，或者说，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是不相容的。此外，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也有可能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操纵的结果。这是一个有待形式化的假说。

7、《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一文的一个基本假说是：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与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有关。在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企业内部成员占有的股份越大/经营能力越高，每个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越大，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越小；内部成员权力斗争的技能越高/控制权收益越大，每个成员的生产性努力越大，权力投资越小；并且，权力斗争受随机因素的干扰越小，当事人越善于权力斗争，控制权收益越大，则所有权的效应越显著。在非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为了使能力低的成员不追求控制权，必须使他们拥有足够数量的股份；并且，增加高能力成员的股份也有助于减少低能力成员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着手。

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张维迎于1996年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和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选作研究生教材。出版后不到两年，这本书已发行2万册，许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人手一册，被《中华读书报》评为1997年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还获得1997年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唯一的特等奖。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国内最好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一篇书评中写到：“对策论和合约理论的数学模型进入主流经济学和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发展的特色。这些理论的特点是非常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根深叶茂，所以在西方很多大学，能教这些新理论的人并不多。加上这些新理论的数学化结构，又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同，所以只有西方一些好大学的经济系在这方面才能在教学研究方面赶上这些新的发展。令人惊异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维迎博士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写出了这样一本涵盖前沿研究的新书，使中国在这方面的教学研究能迎头赶上。”“此书不仅对与中国有关的模型讨论比Kreps有名的类似教科书更为详尽，而且对一些重要的模型（如拍卖模型、不同类型的逆向选择模型等）也比Kreps的书更详尽。”“以我在国外教学研究的经验，若此书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我也会采用它作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工业组织课中对策论的教材。”
————————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网页

（一）著作

宋国青，张维迎等著，1988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盛斌著，1989年，《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
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著，1995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著，1996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编，1997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编著），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译，1997年，《产业组织理论》（J·泰勒尔著）（总译校），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维迎著，1999年，《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论文

第一部分：（中文学术期縚af论文）

[1]张维迎， 1985年，《论价格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2]张维迎，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中央党校出版社），初稿获“1984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3] 宋国青，张维迎，1985年，《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价格》，《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1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4]张维迎，李剑阁，1985年，《关于人民币贬值与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与设想》，《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6期，获《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5]张维迎，1985年，《关于七五期间外贸外汇政策的研究报告》（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6]张维迎，1985年， 《外汇贬值，出口退税和财政补贴的测算》（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
《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2期。

[7]张维迎，1986年，《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86年第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8]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9]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工业高速增长的基础》，《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6年第7期。

[10]张维迎，0 1986年，《货币，价格与生产》，《中青年经济论坛》1986年第4期。

[11]张维迎，1986年，《企业家与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1986年第30期。

[12]张维迎，198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与财政赤字》，《经济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3期。

[13]宋国青，张维迎，程晓农，1987年，《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的理论分歧》，
《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14]宋国青，张维迎，1987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8期。

[15]张维迎，1987年，《股份制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16]张维迎，程晓农，1988年，《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日本的经验》，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7]程晓农，张维迎，1988年，《日本的金融体制与金融政策》，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8]张维迎，1993年，《台湾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收入《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易纲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张维迎，1994年，《西方企业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20]张维迎，1995年，《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革》，1995年第1期。

{21}张维迎，1995ac《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月23日；
《新华文摘》1995年第3期。

[22]张维迎，1995年，《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23]张维迎，1995年，《决策权，剩余索取权与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号；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

[24]张维迎，1995年，《公司融资理论：一个综述》，《改革》1995年第4期

[25]张维迎，1996泥a，《中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26]张维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何处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1期

[27]张维迎，1996年，《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选入《中国经济学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

[28]张维迎，1996年，《从资本结构看企业重组》，《国际经济评论》第7－8期。

[29]张维迎，1997年，《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出路》，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30]张维迎，1998年，《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

[31]张维迎，盛洪，1998年，《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1998年第2期。

[32]张维迎，1998年，《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
《经济研究》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3]张维迎，栗树和，1998年，《地区之间的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经济研究》第12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4}张维迎，彭志坚，1999，《股票价格为什么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35]张维迎，马捷，1999，《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张维迎，2000，《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经济研究》2000年

第6期。

第二部分：（英文论文）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Book and other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85,"On the Role of Price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No.4

Zhang Weiying, 1989,"A Note on Takeover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 Newsletter of 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U.K., No.1

Zhang, Weiying, and Gang Yi, 1997, “China’s Gradual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A. Tisdell and J. C. Chai (e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Zhang, Weiying, 1997,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ther to Go”, G J Wen and D Xu (eds.), The Reformability of China’s State Sector, World Scientific Press.

Zhang, Weiying, 1999,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ownership reform”, Gordon de Brouwer and Wisarn Pupphavesa (eds.), Asia Pacific Financial Deregulation, Routlegde: London and New York, forthcoming. (The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t 24th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 Chian Mai, Thailand, 22-24, May, 1998.

Working Papers:

Zhang, Weiying, 2000, “Ownership Distortion, Lower-Level Technology, and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 Jie Ma),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Weiying, 2000, “Incentive Pay and Power Struggle inside the Firm” (with Li-an Zhou),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