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及与近代新闻事业文人办报传统的联系
——由中国近代报刊史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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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妍(2003-06-10)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紧锁的大门，自此中国开始了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程。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危机。①自中国西汉时期就已形成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与近代西方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碰撞中表现出了种种弱点与弊病，这迫使中国传统文化向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西方文明学习，转变。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这一进程当中，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中“文人办报”这一传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文人办报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士人阶层一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社会群体，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对他们影响至深，成己而兼善天下的理想使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也格外强烈。正因为此，当西方文明借着大炮船舰的威力闯入中国时，先进的士人阶层就表现得最为敏锐，最为积极。林则徐、魏源以至后来太平天国的洪仁玕等这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最早意识到了西方报刊对于国家、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也意识到了近代报刊对于改造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样，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一直苦于无处表达自身政见与报负的中国士人群体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传达他们声音的载体，文人报刊迅速兴起并发展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社会舆论力量 ，她带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革命，带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界的革命，带动加速了整个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进程。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密切联系的。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思想来弥补儒家的不足”②，这就促成了以翻译、介绍西学为主的洋务报刊的兴起。

诞生于洋务运动中的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洋务运动都进行了积极宣传，都鼓吹“师夷长技”，它们中的个别报纸，如王韬的《循环日报》，还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赞许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进行了舆论准备。③他们借用中国古老的策论文学体裁发展了中国近代政论文体，使报刊成为他们发表思想言论的阵地，启蒙民智的阵地。洋务派报刊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引进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动摇了儒家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但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变革的局限性决定了洋务报刊对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变革所起作用不大，而洋务运动本身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文人报刊应起始于19世纪末维新报刊的兴起，也正是在这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是中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康有为采用“托古改制”的办法，用儒家经义解释西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合理性，创造出一整套维新理论，而实质上，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担任主角的启蒙运动正是一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维新派以大量的维新报刊为阵地，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鼓吹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封建专制，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在维新报刊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文艺理论也产生萌芽，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初步形成。其中梁启超所首创的“时务文体”及后来的“新民文体”改良了旧的报刊文体，维新派所倡导的维新改良思想也为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巨变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担当时代鼓手的正是由维新派人士所创办的文人报刊。他们充分发挥了近代报刊引导舆论、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在大力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用西学来解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试图创造出一种融合式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文化。

但是，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是脱胎于封建传统教化的士人，虽然他们吸纳了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但其认识了解终归十分肤浅，加之本身力量的弱小以及自身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他们又不得不依附于封建王权，这样他们推崇的所谓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带有古色古香，不能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中脱胎出来”。④

20世纪初叶，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革命的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大都有着留洋的经历，他们的办报思想，也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他们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时论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旧形式，用鲜明的时代语言来表达资产阶级理想，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⑤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虽中间又有复辟帝制的反复，但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社会完成了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然而中国近代社会观念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改革还没有跟上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宣传。在这一历史时期，承担这一伟大运动载体功能的还是文人报刊。中国自19世纪末就开展的启蒙运动是在中华民族严重生存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政治启蒙运动，因而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中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主旨精神还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宣扬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因而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与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观念表现出了非常大的不同，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应该说，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⑥，而在这一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确切地说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文人报刊在承载着中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领域的思想启蒙与学理思辩，当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自身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闻事业完成了新闻形式上的根本性变革，新闻事业理论也进一步大发展。

从世界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看，西方近代新闻事业的发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最早诞生了商业报刊，随后才进入了政党报刊时期。与西方不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伴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而同步发展，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与经济因素无太大关联，相反，政治因素却构成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汉民族尽管遭受过几次严重的民族危机，但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地位从未发生变化，既便是在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强大的汉文明最终仍能将其同化。然而在近代，面对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显得那样力不从心，在被迫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一直担当中华文明缔造、完善、守护与传承使命的中国士人阶层则又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重塑文化传统这一历史使命，于是中国近代报刊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文人办报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客观而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文人办报传统与一直隐藏在中国士人思想深处的儒家经世思想有着莫大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奉行不变的座右铭，尤其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这种意识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滋养又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洗礼的先进士人阶层以新闻报刊为载体，推动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从另一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向近代化转化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简单的刺激→反应的机械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髓并不因为中国步入近代而就此消亡，对此，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在文人报刊中一样获得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进程与中国文人办报传统相生相随，而在这一历史使命完成之后，文人报刊也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中国新闻事业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却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优秀传统被长久保存下来。

注释：

主要参考书目：

①②④⑥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 方克立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 ⑤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方汉奇 张之华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傅妍 北京广播学院2001新闻业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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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康有为这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康梁的不同，中国文士的地域，学派，阶层分别等等问题都不是很了解的。张岱年和方克立的书本来就是一本给本科生开公共课的教材，用来做学术论文的参考书效力是差了一些的。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不妨从公羊学-常州--康氏之学的路子看一看。在梁启超以西学为合法性的根本之前，中国的学人们都是从经学中寻找可转化为话语权力的话语资源的。这个题目是极大的题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闻史学界的学人把它做得有深度过。

能够被史学界认可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能够跟得上史学界进展和社会史研究进展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中国更是还没有出现。所以这是一片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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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公羊学知之甚少，哪位大侠来点拨一下。
公法评论上有这篇文章：

儒学读书笔记之《公羊学引论》（一）
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
　　中国儒学按其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是以曾思学派以及宋明儒学为代表的儒学，政治儒学则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这两种儒学虽然都归宗孔子，但在性质上却有很大不同。
　　第一，心性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公羊学的焦虑则是制度性的焦虑。心性儒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生命的成德成圣，是下学上达、知性知天、天人合一，是道德自我升至圣人--太极的存在境界。公羊学关注的重点则是政治社会的形上根基问题（大一统问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改正朔、易服色、设官法天问题），政治制度的变革存废问题（通三统问题），历史中的公正问题（大居正、大复仇问题），行为规范与政治制度重建的问题（新王改制立法问题）等。公羊学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类政治的价值问题，制度的意义问题，规范的设立问题和政制的改进问题。关注政治是公羊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第二，公羊学主张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公羊学与心性儒学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心性儒学从超验层次上来看性，把性看成一超越的价值源泉，看成一道德的形上依据，此性可以离开历史文化而超然独在，不受政治现实的任何影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心性儒学把性同本心、道心、道体、性体等同起来，认为性为善。公羊学则不同。公羊学从历史事件与政治现实中来看性，对人性的负面价值有深刻的体认，因而在公羊家看来，人性虽有善之质，虽在本源处人性是善，但人性一旦落入具体的历史政治现实中，人性就要受到其气质之性与外部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为善。从经验层次来看，人性在现实上的不善不仅有其外在原因，即人性要受到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即人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自然生命中自然欲望的限制。人性善只是心性儒学的方便设教与生命信仰，而人性不善才是历史与政治中的事实。据此，公羊学不象心性儒学那样通过个体生命主观的道德觉悟与道德修养来完善人性，而是主张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依靠以礼乐精神为归依的政治礼法制度。
　　第三，公羊学的实践目标不在成己成德而在改制立法。心性儒学的实践目标是成己成德，公羊学的实践目标是改制立法。前者是属于个体生命领域内的道德实践，后者则是属于社会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公羊家最焦虑的不是自己存在意义的实现和道德人格的完善，而是救周文之弊革秦政之酷以建立新制。公羊家将其制度性的焦虑上升为积极的创制意识，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看作自己的实践目标，所谓井田制、亲迎制、选举制、三等爵制、建寅时制、嫡子继承制等都是公羊家本着孔子的改制思想所创之制。
　　据上所言，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公羊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从韩愈以至宋儒的道统观把公羊学排除在儒学传统之外，使中国儒学传统仅仅局限在心性一隅，不能向社会与政治开放，同时也缩小了儒学的范围，抛弃了儒学中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使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改旧创新的活力，不能随时创立起新制度以解决新问题。宋儒的道统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儒学虚无主义与政治取消主义。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一直衰弊不振，宋儒否定公羊而自小儒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支持过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又被军阀利用来复辟帝制，名声很不好听，遭到了国人的反对，所以现代提倡复兴儒学的人对儒学的政治性质讳莫如深，一直回避儒学传统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公羊学传统。其实，从孔子的教育活动与政治实践来看，儒学在孔子的眼中首先是政治儒学。公羊专宗《春秋》一经，直接继承了孔子政治儒学的传统，可以说得到了孔子的真传。
（《公羊学引论》，蒋庆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蒋庆最近出了本《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和《公羊学引论》一脉相承。所谓政治儒学是指关注、实践制度建设之学。孔子亲订编制的《春秋》是该学说的总纲，其次是《诗》、《书》、《易》、《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