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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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镇之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R.Com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注释：

① 这篇论文后来收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一书，1997年又收入本人的论文集《传播论稿》，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② 详见《商业广播电视辩证》，《传播论稿》，P.17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和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已是知名国际学者了。

④ 此书大陆中译本现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⑤ 详见郭镇之：《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⑥ 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也有称管理研究的）这个词是由著名传播学者拉札斯费尔德（P.Lazarsfeld）合成的。他说，这种研究“是为某种公共或者私营性质的管理机构服务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般属于经营性质的小问题”。他称相反的研究为批判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发展出“对我们时代到处流行的各种社会趋势的一种理论”，它隐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评价媒介“实际的或者期望的效果”。批判学者斯麦兹等具体阐述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1.选择的问题。前者追求组织机构行为的有效性；后者追问这种行为出现的合理性。2.研究方法。前者采用新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个人性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历史性的唯物主义的方法。3.研究结果的使用，前者保证不扰乱现状；后者呼唤根本的改变。详见Babe（1995）, p.65-66。

⑦ 其实并非如此。文化批判带来的思想解放作用潜力巨大。

⑧ 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许多已经被发达国家摒弃的冷酷观点正在以“新思想”的方式引进市场化的中国。

⑨ 极端的例子，如，马尔萨斯认为，瘟疫、贫困都是减少人口的天然办法，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因此政府不必对此采取措施。（Mosco. p.41）新经济学的一派也认为，对污染，污染者和受害者同样负有责任：污染者是因为污染，受害者是因为自己选择就近居住。另有一派新经济学者则主张将污染的权利市场化和商业化，以确保企业按正确的价格行使污染的权利。（Babe, 1995, pp.91-94）这些理论虽然有其“真理”的成分，但难道适于大肆张扬、或者指望获得拥护吗?

⑩ 商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坏词”。它是指一种经济方式，或者市场过程，通常是中性的。

⑾ 据本人与汉城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朴承宽教授的访谈（2001年4月13日）。

⑿ Adormo, Theodor (1991).The Cultural Indud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J.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转引自Babe, 1995, pp.74-74。

⒀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Massachusetts, Unwin Hyman. 1989, 转引自Babe, 1995, P.125

主要参考资料：

Babe, Robert E. (1994).(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abe, Robert E. (1995):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Essays in Inform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osco, Vince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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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形图

章戈浩


采取政治经济学取向从事传播研究、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倾向自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或是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例如，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在学理脉络的梳理上遵循了既有的政治经济学流变方式。尽管默多克倾向于将他和戈尔丁所作的研究称为“批评的政治经济学”，不过在他最近所作的一篇为《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 的学科自传也采用了类似莫斯可的表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尼古拉斯加汉姆 那里找到。


在采取政治经济取向的传播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于经济学背景，因此可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源头也就上溯自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而以马克思作为主要的理论来源。在方法论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以多学科整合的知识背景为起点，反对传统传播学引以为天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将以实证调查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尽管在反对行为主义的论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如今成为国际显学的文化研究并肩作战。特别是在英国，如默多克等知名的传播学者甚至还参与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此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同样反对行为主义研究的文化研究学者分道扬镳，后者指责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唯经济论，是对《资本论》在传播领域的翻版。进入九十年代后，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致力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整合。


根据默多克与戈尔丁的概括，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特征：社会变迁与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正是这些特征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笛卡尔的理性论和培根经验论为其理论基础。莫斯克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通过将伽利略和牛顿机械力学的原理用于18世纪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来拓展17世纪物理科学革命的成果 。默多克也将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上溯至18世纪，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欧洲，主要是力图以人造的秩序与变迁理论模型来取代宗教神学对世界的叙述。作为日后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石之一，政治经济学紧密地追踪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带来社会机构与政治生活后果。”


在此后的发展中，政治经济学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学术流派。总的来说，可分为自由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制度学派。


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
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


尽管，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与制度学派也都对传播进行过研究。但是，它们当中的部分理论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的建立有所建树，但总的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默多克 曾经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化过程作过一番考证。他指出，早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媒体与传播的研究出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公开的民主讨论最好的保证就是有一个观念和争论的自由市场，大部分出版商互相竞争争取读者，同时最低程度地不受政府干预。“当进入报业市场的名义上自由被放宽时，更有效的生产技术的引进（改进的印刷术，机械化的排字和新的绘图能力）提高了进入市场的成本并开始将出版业的所有权集中到有钱人手中。这种发展趋势对出版业是否有能力去履行它的诺言，即为辩论提供一个论坛和监督权力滥用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恩格斯1846年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重要作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使他们能调节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的产生和分配，并按他们的利益操纵大众文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之大，以致于在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持批判态度者的眼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努力不过是在对马克思的论点进行修修补补。


此后对媒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俄普顿辛克莱1920年的作品《美国商业报的攻击—无耻的审核》 ，他重新评论了报纸所有者和广告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Danielian在他1939年对AT&T公司的研究中，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可调节的垄断下权利的运作。英国的Klingender 和 Legg, 注意到本国电影产业中的垄断趋势和好莱坞日渐增长的力量，写出了第一本详细论述一个主要媒体部门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幕后的金钱》 （1937）。但对建立综合的政治经济学起了全面作用的则是两位德国学者，阿尔多诺 和霍克海默。这两位法兰克福的干将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们在1944年发表的文章《文化产业》中，他们为逐渐增长的商业化和文化作品的产业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他们认为的创造性和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小的可能性描绘出了一个通用的模式。


“不过传播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早期的理论贡献来自工作在大学之外或学术界边缘的评论家。直到六十年代大学教育体系得到扩展，传播和文化研究快速发展成为一门学术专业，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才在学院找到了可靠的基石。”
默多克认为“早期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传播的学者主要致力于争取公用并控制传播系统而发起的社会运动。随后兴起的全球私有化产生的不对等享用权及媒体内容的变迁的市场压力，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将兴趣放在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上。”


莫斯克将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四代学者。他将加拿大学者达拉斯 斯密塞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人。斯密塞以“受众劳动论”著名于传播学界。这位早年曾为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任职的经济学家。他在北美率先开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正式走进学院体制。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对于媒体消费的研究重新定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他将媒体受众视为创造交换价值的消费行为。“他率先研究媒体中广告内容与非广告内容的联系，以及媒体这两种所谓功能的象征性关系。”


乔姆斯基是另一位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也是一位极易被忽视的人物。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尖锐地指出了市场力量对媒体的影响，以及被他称为新闻的“宣传模式”与企业、国家的联系。他指出了媒体力图边缘化异已，并允许强势企业与国家通过媒体影响大众。乔姆斯基由于自越战以来一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观念理论通常被主流传播学者认为是带着冷战思维，甚至被称为“阴谋理论”。他的“宣传播模式”与“新闻过滤器”等理论代表了自由主义传播学理论，特别是所谓“新闻自由”等美国主流新闻学观念最为激愤的批评，对资本主义媒体“制造同识”的深刻揭露。


赫伯特 席勒是一位与斯密塞一样不仅在理论上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做出重大创建，同时也为传播政治经济的学科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学者。他是从国际经济视角研究媒体与文化的先驱，他也建立了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联系。他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直接引发了日后在传播学、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中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近年来在传播经济学舞台较为抢的北美学者还包括杜克大学的教授苏珊威利斯。她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重在对“使用价值”的反思。她通过对广告等传播手段是如何诱使消费者进行消费与掩盖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贫困，进而提示出资本主义逻辑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此外，赫伯特席勒之子丹席勒也是一位的近年十分活跃的传播学者。他的研究继承了乃父的风格与思想，侧重于对现代信息社会的分析。


相对，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薪火相承的特点，而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则是志同道合式的研究。


英国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大本营。其中尼古拉斯 加汉姆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一方面积极投身英国传播行业的实际工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试图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进行修订，以反击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简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指摘。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默多克与戈尔丁则将自己的理论定义为批评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形图上与政策研究、传播经济学、文化研究都有着时而泾渭分明、时而有些模糊的界限。


相对传播经济学或是政策研究，传媒政治经济学却致力于揭露传媒的两个神话:一是关于"公众服务神话”,不否认传媒有公众服务的功能,但这"公众服务"和妨碍媒介企业大亨们赚钱的需要;二是关于言论自由竞争的神话,人们常一厢情愿地认为,观点的自由竞争的神话是获取真理的惟一可靠的途径,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思想,若能够自由竞争,最后得胜的会是真理,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神话。


相对于文化研究，特别是后阿尔杜塞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政治经济学者们对文本、意识形态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于所有权、商品的兴趣。借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更重视文化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意识形态主义者关注的则是使用价值。政治经济学者来说,在商品生产主导的社会里,传媒产品的交换价值是第一重耍的，资本家投资传媒首先是为了赢利,意识形态只是传播工业的副产品。传播学者应优先研究信号的经济运作,而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运作。默多克甚至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处在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恰恰需要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思路。当然，基于文化研究的立场也十分容易提出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过度重视经济决定力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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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http://www.beiwang.com/f/list.asp?id=140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qk_view.jsp?id=574
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qk_view.jsp?id=1044
政治经济学的说服——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I·席勒的媒介批评观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qk_view.jsp?id=294
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 格雷厄姆·默多克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152
加汉姆以及文化产业
http://www.sh-culture.com/test/article_show.php?ID=68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  馮建三
http://www.jour.nccu.edu.tw/Mcr/0075/04.asp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 冯建三
http://webpac.nhu.edu.tw080/EJournal/3022020201.pdf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批判与对话——以关于「决定论」的讨论为中心
http://www.cul-studies.com/asp/LIST.ASP?id=2134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 刘晓红
http://www.ddcbxj.com/detail.asp?id=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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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制度的传播观

陈卫星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内容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传播观念的引导如何？首先，经济改革产生开放性经济结构，社会利益结构被分化重组，传播的社会张力形成；其次，生产主体的自由意志与调解利益的公共政策进行博弈，社会关系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交叉通过大众传媒展现出来；最后，信息传播技术促进建立了新型的社会关系，通过媒介操作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资本的表象构成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生产状态。

关键词:市场，传播，社会，制度


　　一、市场机制的双向互动

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迁——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造——意识形态的重构。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主要由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决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强势集团；决定社会力量对比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充满了国家、行业、地方、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其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共识：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开放市场，进而建成体制转轨。一方面，国家意志是市场的动力，而另一方面是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导作用。而国家意识形态也不再是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和不同的组织层面，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某一权力体制庇护下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市场力量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源流，代表着不同的“民间资本”的利益诉求。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打破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市场的经济效率诉求，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分配的互动。每个市场主体在独立扮演经济角色的同时，又不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对外的资源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各个市场主体之间既有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也有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中国社会转型，直接改变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国家计划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形成了利益相对独立的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经济改革是在经济组织的布局上进行区域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的途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呼唤在成为时代要求的同时，又产生着新的社会张力和社会流动。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政策之争，已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是利益立场的倾向之争。 20 多年改革开放，能够照顾大多数人利益、可以皆大欢喜的方案早已用足用尽。社会再挪动一步，必然会有益于某部分人利益而损害其他人利益；即便是呆在原地不动，同样也会有人欢喜有人愁。因此，每一点利益都有博弈，每一个政策都有倾斜。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传播是新的社会整合的形式，这在象征层面上允许个人和集体有更高的自治，解放了自发性，使得自发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如果经济基础发生了嬗变，上层建筑和社会表象就处在一个不断调整状态当中，人的秩序和事物的秩序就会出现断裂而需要缝合。如果说经济改革在概念上带来了经济理性，而在社会的表象领域，要保证一个社会行动能够产生最大的可理解性，那么就要提供现实的证据、可能的知识、人和事物的动力和阻力，总之，就是理解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事实上，一个社会好比一个自我组织系统，要能够承受噪音、新奇、环境中的偶然事件，这样便可增加它的异质性、多样性、自治性，前提是不超出它的发生机制的限制。相关的知识结构形成信息处理机制，最后成为新的可行性方案。

二、传播意志与利益博弈

主体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个性化的表象，市场经济首先把主体定义为一个生产者，引导生产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合同行为、契约意识、个人能动性和所有制多元化成为新的社会表象。这就是说，经济改革为新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创造了新的空间，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新的社会表象的基础上，跳跃出新的社会动力结构。哈贝马斯说：“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概念。”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成本的制约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和开发有限的信息资源，从而在有效供给、校正偏差、实现效率方面使得市场机制成为制度设计和选择时的最优选择。新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成分，经济结构的变化所要求的制度创新是重新建构市场、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网络，不仅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也与社会、心理有关。因为在这个历史性变化过程中，身份意识、认同意识、环境意识、他人意识都在社会运动中发生嬗变。而从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传播活动的本质是趋向于一种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传播本身表达了一种双重逻辑，既是互动反应，又是互动反应的表现。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互动反应，因为一种媒介化的互动反应是通过争鸣来完成，这假定了自在意识；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表现，因为这不是一种自言自语，而是主体间性，要求一种双方的理解。

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能够包容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按诺斯的说法，制度的功能在于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当一种制度结构能对“生产性努力”形成激励时，亦即经济人的收入增加与其所付出的边际生产性努力对全社会的边际贡献成正比时，经济增长就具备可能性，社会进步也才能成为现实。但是，在物质利益结构之外的象征因素也对激励结构的持续产生维持循环的作用。袁方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经济的制度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但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则需要新的支撑，这就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利益在组织层次完成新的整合。在经济变动过程中，只有与社会变动想适应的意识形态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撑，只有建立在不同利益之上的‘阶层意识'，才能有效地抑制放纵个人利益的‘搭便车'行为，只有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新的秩序。”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分配机制多元化的形成，使得以经济利益为维度的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甚至社会断裂。同时，社会关系的联接纽带在增加，社会关系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而传播手段和沟通方式在调解社会关系当中也越来越重要，并在一定情况下，产生社会性的信息补偿或心理释放。

纵观历史，政策博弈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民主开放的社会，政策法令的形成，必先经过社会充分的酝酿，历经规范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样的政令，难于形成，难于被政府左右；但一旦形成，则易于被社会接受，易于贯彻落实。另一种是高度集中的社会，政令形成于上；只有当其贯彻下来时，才会遭遇社会的反弹。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政令变形走样，或者在或明或暗中，做出妥协、修改和变通，形成各种形形色色的“路径依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社会结构不仅仅是组织机构和体制约束，也包括传播方式和信息手段。一个政策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形势的直接产品，因为这种形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根据社会行为主体的认识栅格来表达和编码的，具体来说，是根据支配性阶层和受支配阶层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相反，一个政策决不可能超越一定社会关系的限制，而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处在社会关系状态和社会行为主体的表象的交叉地带。“更多的情形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其特征在于含混不清而存在疑问的目标框架、无法确立和认定的决策技术以及关键性行为主体的流变性参与。这种状态将会产生相互独立的四种‘物流'即问题、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参与决策者、和做出选择的机会；而这种状态下的决策结果取决于这四种物流的特定组合。” 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环境是要促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资本的流动，而流动需要成本，如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推广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同时伴有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而政策导向的目的在于降低这些成本，减少它们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性结构在塑造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上，扮演着策略性角色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经济改革是将各种社会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逻辑和人际关系的新意义。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所以成为一种历史可能性，就要看个体能否自治，就要看对事物的关系是否高于对人的关系，个人能否在社会上找到一种自由和平等的身份。对于这一点，樊平是这样认识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立、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导向作用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种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原来社会结构和权利组合发生变化。首先，在产业结构、职业群体和地理空间的三重意义上出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权利诉求，先富起来的人着眼于私有产权的维护和政治权力的分享，而社会底层的群体则首先希望获得起码的生存和生活权利。其次是进入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社会的权力之一是规定至关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并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制度的一体化然后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通过这一办法，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一致的对现实的描绘可以发展起来。”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社会成果之一，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生产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推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反映在传播上，出现了传播行为和传播角度的多元化现象。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是传播的合法化资源、信息源、话语的授权允许等因素的社会性放大，传播行为的社会化，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杠杆。

三、传播技术的社会导向

按照社会学家的现代社会观，社会是由经济利益和技术过程组成的一种结构，其中的成员既对立又联合，同时又共享把大家联系成一个共同体的神话。 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引导社会再生产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因为它为生产性社会实践活动中所有的指挥和调节方式提供了新的技术结论，它使非集中化成为一种可能；它把信息提供给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边缘层次和孤立单位；它能够优化管理结构，改进工作效率，改善管理关系，允许地方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强化大、众、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诱导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例如，在今天的企业当中，信息化和传播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第一是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产自动化和产品设计的水平；第二是管理信息化，建立起以原材料采购、生产调度、市场分析、计划安排、库存处理、成本核算、劳动工资、产品营销等为内容，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撑的管理信息系统；第三是销售电子网络化。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获取商机，从而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赢得市场。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播通过亚系统的理性活动的扩张，制度性变化产生。

从社会意义上说，开放带来一种社会性的智力状态的变化。例如，在经济改革当中促生了所需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市场经济的撞击带来一种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的企业精神，由依赖而创造，由惰性而准时，由人工而技术，当然，还有在企业产权改制中如何坚持“自由的公正”与“起点的公正”的争鸣。 从事物发展的矛盾性来看，一场社会性的改革总是要对社会自身提出问题，会在积极意义上导致一场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暴露的问题越多，寻求解决途径的动力越大。因为改革事业是一种系统更新，是重新在社会发展当中进行工具配置和战略重组。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中，必然存在不成熟的民主、不完善的法治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这就在社会层面上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传播的必要性，以重新建构社会关系。

正如卡斯泰尔所说：“在前工业化发展模式中，知识被用来引导大量的劳动力在生产方式之中流动；在工业化发展模式中，知识被用来提供新能源并据此重组生产过程；而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知识又将新生成的知识变成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这就是生产力这一因素作用于生产过程中别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的结果。每一种发展模式都有既定的整体目标和运作原理，从而与技术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 从信息传播技术在企业中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现象，可以看出，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社会有了新的形式。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建立了社会活动中的新关系，传播的修辞和传播的实用，比传播的内容更重要。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投入有利于开发新的信息资源，这种性能不仅仅是工艺性质的，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游戏。因为文化“不在于接受，而在于付诸行动，每个人通过行动来证明别人供他生活的东西和供他思考的事情。” 按照文化研究专家塞尔托的观点，任何文化都会带来某种活动、某种适应方式、某种思考、某种个人的转变、某种社会群体的内部交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传播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一场文化冲突，其内容是经济改革，其方向是调解诉求。调解的思想首先是针对影响手段和劝说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调解提出了一个简单问题 ：如何使主体建立它自己与周围环境的象征关系，从而寻求意义、象征交换的形态和传播的循环，从而完成由文化整合而社会整合的过渡。文化整合是意义的和谐，而文化嬗变是意义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暗示出的和谐和意义，要依赖被铭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本身。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具体来说，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一元社会走向多元社会，从伦理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而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从传播的角度考虑，文化民主是一个居中调解的重要环节。它意味着每个作为文化成员资格的文化个体在信息通畅的保障下所做出的自愿选择，并通过民主程序把公共选择化为法律保障。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而不是平息冲突，调解冲突而不是激化冲突，其目的在于，避免经济、文化和政治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产值的增长，也要考虑不可计算和不可衡量的因素，尤其是生存的质量、社会团结的质量、环境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要注意提高社会资本的增量，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即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合作才有可能。

在传播当中，主体发现了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诱导性因素和社会的强制性因素，主体得以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职责。从这一点出发，社会的意义结构得到了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说，在一个社会中，传播是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状态，调整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通过媒介操作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关系和文化资本的表象构成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生产状态。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因素构成传播网络的本质，这包括传播手段、协调方式和传播者之间的相互定义。传播学寻求的是对符号和意义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的理解，这种分析过程是非线性的过程，经济基础和传播表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由于现代经济发展必然推进社会分化，并带来具有离心力倾向的社会多元化现象，所以，处于发展中状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必然要有一种传播模式，以使现代化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选择，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和政治参与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决定上层建筑。改革的社会实践的有效性，要看是否能够在社会表象的层面上提供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四、传播网络的制度属性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具有三种属性：第一是生产制度和生产制度的社会化的交换过程；其二是社会制度根据生产力状态和制度的自治化和组织化程度来修改理论观念；第三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的定义更多是通过它的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而不是对制度的承认来说明的。这三点都与信息传播或者说传播的发展和管理战略分不开，更与当今时代发展所要求的社会知识增长的逻辑分不开。“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 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赌注，甚至在“知识经济”的众声喧哗中，“知本家”正在大众传媒中取代“资本家”，这凸现出新生经济权力对知识的塑造作用，使得知识的形式和知识的领域直接成为新型经济权力的基础。知识外在化的合法性修辞是“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和知识的关系，越来越类似于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网络的作用相当于知识生产的组装流水线，使得知识生产成为主要以符号为中介的集群式活动。知识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正反馈性质，即需求的增加导致供给成本的下降，再引发更多的需求，既是一种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的经济，也是一种赢家通吃的经济，创新成为灵魂。

社会的经济进步转化了自然环境，开辟了自然资源，更新了生产技术和工作条件。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社会，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开放的社会态度。“理论经济学在考察市场交易活动的时候，首先假定面对的是一个完善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掌握着充分信息的人们进行平等的交易。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即使所有者之间平等交易的市场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它也从来是不完善的。市场不完善最重要的原因，是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强势方面能够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损害信息劣势方面而获益。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使市场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就需要通过对市场监管，规范交易行为。” 从各种机制性的反馈信息中得来的媒介调解的诉求是要求更加合理化的信息分配。创造一种新的调解形势，决不仅仅意味着普及传播媒介的接受，而是在媒介传播当中具备批评性的内容，以开拓新的传播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使传播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成为社会的价值要素和道德秩序。经济越发达，社会批评资源越丰富，通过讨论和对话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冲突也就越难以避免。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奠定的社会传播，就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知识传递的有力工具。总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大众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有助于提高认识水平，有助于传递知识和科学普及，并最终有助于社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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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rirt.com.cn/jetec_new/new1/27215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