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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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培(1994-07-00)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一个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伟大的时代，新闻业将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新闻理论和实践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在经历过10多年新闻改革的今天，更加有可能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由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业的动运作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文在这里也只能谈一些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不够成熟看法。

一、新闻业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1957年5、6月间，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毛泽东还批评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说“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这些论断，几十年来一直是作为我国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论断说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且是为它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仍要看到它的正确性。因为宪法就规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肯定新闻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回事，新闻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服务形式，新闻媒介应该具备何种风格、特点，又是一回事。总不能简单地认为，为自由经济服务的新闻应该是自由新闻，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新闻应该是计划新闻。因为社会主义新闻业与资本主义新闻业，除了阶级性的差别以外，还有许多共同的运作规律。

比如，新闻媒介都是用来传递情况，传递意见（包括思想、主张、方案等），这是相同的。

再如，无论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还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而新闻自由正是这两种自由通过新闻媒介表现出来的。新闻媒介要传递千变万化的情况，不同的公众意见，必须在具有上述自由（通称为表达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而规范新闻媒介行为的是法律和新闻职业道德。这些也应该是共同规律。

可是，几十年来，报纸是“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个概念，成了新闻业的无形的“纲”。毛泽东所设想的对新闻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并没有做到，而实际上，是如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于是作为其“反映”的新闻也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新闻”。所有的新闻媒介都仅仅看作是宣传工具，都必须按照执政机构指导各项工作的需要运作。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报什么，怎么报，必须符合所谓“宣传口径”，以至记者、通讯员得按报社每月制订的宣传报道提纲写稿，打所谓“宣传战役”。“计划新闻”的重要特征是，所有的新闻媒介整齐划一地报道某一方面的情况，某一种意见。至于报道新闻，必须遵从“新闻、旧闻、无闻”的规定。这里的所谓“旧闻”，就是故意不要时效，把新闻压得很长时间，使之成为旧闻才予以报道（如林彪摔死在温多尔汗，几十天以后才透露，唐山地震死伤人数很多年以后才报）。所谓“无闻”，就是不报道，哪怕老百姓认为是“天大的新闻”，如人类第一次登月飞行，我国公开的新闻媒介也可以压根不报。

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主张刊登新闻，不作选择，不分主次，不讲究角度。任何媒介都是要按照自己的编辑方针选择和处理新闻的。而且，倘若是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就根本不能报道。但是，如果把并非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公众关注的新闻压成“旧闻”、“不闻”，就可能造成在实际上的愚弄公众，就会有悖于民主政治。这样的媒介就得不到公众的信任，最终也不能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却容易产生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作用。这类教训实在太多，不胜枚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新闻改革，使我国新闻媒介的面貌大为改观，使上述情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由于计划经济导致计划新闻的理论仍有影响，新闻改革再要深入进行就有困难。

好在新闻改革的新的动力现在有了。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相应的改革。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搞“计划新闻”都不符合新闻规律，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计划新闻”就更没有道理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本来就应该在自由和法制的范围内动作，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更应该是这样。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新闻媒介只是单纯地作为上层建筑来看待（因为它们通归“宣传口”，其突出功能是作为政治喉舌），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横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领域。作为宣传喉舌，它为宣传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主张服务，属于上层建筑，这种职能将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来承担。作为信息业，它属于第三产业（也有人把它归于第四产业），新闻、信息是第三产业的一种产品，也是消费领域的一种商品。在过去，新闻媒介以政治为中心。今天，新闻媒介要以经济为中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把新闻业作为信息业来研究、来建设。要研究和搞好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

二、大幅度地提高信息量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新闻业是随着几百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起来的，是生产社会化的成果。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人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同时，社会交往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需要信息，对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全面、越准确、越及时，作出的决策就越正确，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才能取胜。

有人在提出大中华经济圈的设想时，将大陆、台湾、香港的各自的优势作了对比，其中谈到香港有信息和资金的优势。香港弹丸之地，有报纸60多家，且各报多达几十个版。因此仅就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就浩如烟海。还有其他各种信息渠道提供的大量信息。

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市场经济越发展，信息业就要越发达。发达的标志是信息量不断增长。日本是世界上每千人拥有日报最多的国家，其信息量的增长仍很快。据日本官方资料，以1979年为100，到1989年，日本电子媒介的信息为3233，增长31倍多，印刷媒介的信量为231，增长1倍多。

我国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量向来很小。最近几年，由于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也由于广告量的增长，新报不断创刊，许多报纸如天津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福建日报、黑龙江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由4版改为8版，广州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张对开12版的日报，新民晚报成为第一张4开16版的报纸。同时，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省市委机关报和三分之一的中央部委机关报，办起了周末刊或星期刊。但是，由于报纸杂志化的倾向明显，信息量的增长很有限。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大幅度增加信息传播。人们只有充分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及时调整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比如说，我国将逐步推广股份制，股民队伍将不断壮大，这种情况也会推动信息需求的发展。一个手持很多股票的股民，会非常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对于一个买了纺织股票的股民，某棉区的丰收，某化纤厂的投产，某纺织厂的着火，某国限制我国纺织品的进口，都会牵动他的喜忧，他还随时可能购买别种股票，就要关心和比较其他各行业的情况。而且不但关心经济新闻，还关注政治新闻。邓小平南巡讲话使香港股市猛涨。去年6月某日，深圳只是有传言，陈云要来深圳视察，就使深圳股市上涨15点。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但是经济信息，而且包括政治信息，只要善于利用，都可能转化为财富。报载江苏一位企业家，看到南朝鲜领导人访问北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的新闻后，意识到中韩建交在即，进而意识到与南朝鲜隔海相望的山东某城市，很可能将是韩国投资较多的城市，于是第二天，他就直奔该市，购置了几百亩地皮，果然，几个月后，该市房地产价格猛涨，他的企业获利很大。这足以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众特别需要高信息量。这种需求将成为推动媒介改革的强大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因此仅仅从某一角度来考虑该不该向社会提供某一信息就不够了，可能一条信息对甲无所谓，而对乙特别重要。因此只有提供各方面的大量信息，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报纸多达几十版，甚至上百版的原因之一。提供的信息量大了，就要求，也必然促成新闻自由度的提高。我们应预见到新闻业的这种发展趋势。

为了提高新闻媒介的信息量，新闻学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研究新闻信息量的内含与外延是什么？信息怎样量化？我国新闻信息量的现状如何？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信息量？通过哪些途径扩大信息量？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等等。

三、切实发展舆论监督

市场经济有利于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但它也带来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人们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利益多元化，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跟上，贪污、受贿和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有可能大幅度增加。

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已逐步确立许多制度用来进行民主监督和制约。这些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有着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性质的一面，但也有不少值得加以肯定，堪称人类文明成果的部分，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加以借鉴。

发展民主，发展监督、制约，是减少和消除腐败现象的重要良方，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保证。而舆论监督就是良方之一。

通过新闻媒介进行的舆论监督，属于新闻自由的权利范畴，完善的舆论监督机制，需要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逐步确立，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但作为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一步，即新闻媒介独立负责地揭露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应该尽早实现。这里说的独立负责，是新闻媒介在揭露腐败现象，只需由本身作决定，不受外界干预；并对自己的报道负全责。如果因不实、夸大而损害他人名誉，或者故意诽谤，则要受法律追究。这就是通常说的，“记者对事实负责，报纸对法律负责”。

为什么新闻媒介在披露腐败现象时只需要独立负责呢？这是因为搞腐败的人往往是盘根错节，结成“关系网”，很难突破，即使稍露“马脚”，也能靠“关系网”的保护，把“马脚”很快遮掩和保护起来，因此追查、处理起来都相当难。而舆论监督独具的特性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舆论监督具有及时性。记者是职业的调查研究人员，容易发现蛛丝马迹，捉住“马脚”，新闻媒介可以及时地、客观地将这只“马脚”公之于世，然后穷追不舍，就能显露出马的全身。日本著名的里库路特案和其他许多行贿、受贿案件，都是记者获得蛛丝马迹后，穷追猛打挖出来的。相反，如果遇到蛛丝马迹，媒介不能及时报道，或者要经过层层批准，不法者早已开始了遮掩和寻求保护的活动，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

二是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不法活动最初的暴露，往往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公诸报端之后，就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知情人就可能有勇气向新闻媒介和司法机关披露内情，提供证据，司法机关和社会有关各界就会较快地介入，更多地关注，这样就使得企图掩盖不法活动的人难以得逞。

让新闻媒介独立自主地揭露腐败和不法活动，也是需要解放思想、换脑筋的。因为对此历来有各种顾虑，最大的顾虑是：揭露腐败多了，就会造成社会漆黑一片的现象，从而会影响安定团结。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群众对报纸有意见的，恰恰是唱赞歌太多，揭露腐败和不法活动太少，腐败现象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存在，人们有目共睹，并不因为媒介披露少就认为少。恰恰相反，看到报纸揭露腐败，司法机关打击腐败，人民群众就会对政府更有信心，对前途充满希望。当然，从报纸只唱赞歌，到较多地揭露腐败和不法活动，可能一时会使某些群众不适应。需要有一段由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最终都会认识到揭露腐败，净化社会，是新闻媒介的应尽之责。政府和新闻媒介也应该经常宣传这个道理。相反，如果只为了一时的所谓“社会安定”，让舆论对腐败缄默或轻描淡写，作些粉饰太平的文章，必然会削弱对腐败和不法活动的打击，到头来只能带来社会的更严重的不安定。这似应看作政治上的短期行为。

当然，新闻媒介在揭露腐败现象时，不是追求轰动效应，而要重视社会效益，要讲究科学性，要突出批评报道的建设性的作用，及时做好跟踪报道、查处报道和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报道。这些是社会主义新闻业区别于资本主义新闻业的特点。

四、报业结构的发展变化

我国现有报纸1700多家。这些报纸中，绝大多数是党委或部门、团体的机关报，以宣传它们代表的机关所指导的工作为主要任务，还有一些文化娱乐性的报纸，以知识性、趣味性见长。总的来说，我国报业队伍中还未出现高信息量的报纸。像日本《朝日新闻》等几家大报，早刊36版，晚刊24版，共出60个版。80年代初的美国，日报和晚报平均篇幅为57版和50版。这样的报纸我国还未出现。本人并不是主张现在我们也要搞五六十版的报纸。而是认为，与市场经济的需要相比，我国新闻媒介的信息量还太小。

要扩大信息量，就要正视我国报业结构的缺点：一是我国报纸过于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刊登本地区的信息，为本地区服务，一直成了报业几乎不可逾越的戒律。几乎没有在首都以外出版而发行全国的综合性报纸。而这是机关报的体制决定的。搞市场经济，需要在不同地区，甚至国内外组织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也必然要在同样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报业中的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是不应该的。这并不是说地区、部门不能有报纸，而是无论报纸办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尽可能多而有用的信息，参与报业市场的竞争，做到优胜劣汰。这就是说，报纸也要推向市场。

二是“官费办报，官费订报，只生不死，优劣全包”。现在报纸越办越多，质量平庸者并不少见，但是报纸办好了，赚了钱，大多是自己的；办得不好，亏了钱，却由国家补贴，理由是，报纸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应该由国家补贴。有一些部门报纸，办报人几十成百，报纸发行不过几万份（还主要靠摊派发行），办报、订报都靠国家花钱。这样的报纸办得越多，国家财政负担越重。随着政府机构改革，部门将很难为这些报纸提供那么多的人员和经费。

三是报纸家数多，版面少，信息量都很低（而且有相当我的信息重复），广告容纳量也小。这样首先给报纸发行增添困难；一个单位要掌握较多的信息，就要订很多份报纸，需要很多开支；作为一个读者，他也要看很多份报纸，才能满足应有的信息量，这就不利于私人订报的发展。其次由于现在大量广告寻找媒体，而能够发行全国的报纸却很少，使得这样的报纸的广告一版高达15至20万元，许多广告客户望而却步。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报纸版面又很少，它们的广告价格又不会不高。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需要发展有如下特点的报纸：

1、高信息量。在最近两三年的发展中，需要一批有16—20个版的报纸出现。这样的综合性报纸既有大量的国内外新闻，又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内容，可以走进家庭（适合于丈夫、妻子、老人、孩子的内容兼备）。

2、商业性。不用国家经费办报，也不用国家经费订报。完全靠读者市场生存，优胜劣汰。

3、与普通群众新闻价值观念认同。举例说，在新闻编排上，重大的国际新闻、社会新闻、灾难新闻都可以放在头版头条。不一定是指导工作的新闻才放头版头条。

这样的报纸可以是全民所有制，也可以是其他形式所有制，或者混合所有制。

与此同时，整个媒体结构也会有变化。广播电视也可以有自负盈亏的商业广播电台、商业电视台。

五、新闻报道内容的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进行比计划经济时期更全面、更及时、更深刻的报道，因而在报道内容上也需要改革。这里仅以经济报道的改革为例。

在计划经济时期，新闻宣传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生产计划的完成，报道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报纸最习惯于搞一乡一厂的报道。农业报道老是宣传春耕、夏汛、秋收、冬藏。工业上老是宣传劳动竞赛、增产节约、完成任务。报道这些不断重复的现象，是没有多少新闻性的，即使在那时也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新闻媒介的报道的重点应该是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生活资料市场，还有金融、信息、技术、人才、劳务、房地产等市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千变万化的事物是很出新闻的，从市场那里可以抓到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新闻热点，报道市场动态，预测市场动向，报道和分析政府对市场进行怎样的宏观调控，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新闻媒介的报道重点应该是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生活资料市场，还有金融、信息、技术、人才、劳动、房地产等市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千变万化的事物是很出新闻的，从市场那里可以抓到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新闻热点，报道市场动态，预测市场动向，报道和分析政府对市场进行怎样的宏观调空，等等。

既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报道的侧重点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那么今后在经济报道中，是用更多的稿件体现指导性，还是体现服务性的问题，就容易看清楚了。过去办报十分强调经济新闻的指导性，有的报纸甚至要求刊登简讯也都要有指导性。现在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模式，相互进行竞争，很难用一个典型指导全盘。因此，今后指导性固然还要讲，特别是经济改革中，很有必要提供种种经验作分类指导，但是要强调服务性，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及根据信息所作的分析、预测，让不同人的得到不同的启发，各自高速自己的计划和行动。如果说，这也是指导性，那么它是通过报纸向读者提供服务实现的。是寓指导性于服务性之中。

本文顺便在此提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虽然可能提得早了点），就是如何划清给企业做宣传报道和给企业作广告的界线，我国新闻媒介长年用大量篇幅报道一个个企业，报道某企业如何做到年年上新台阶，如何改善经营管理，如何增产增收，如何提高职工积极性，如何重视技术革新等等。这些报道的意义在于交流了企业发展的经验，对于经济管理层和决策层有价值，登在面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报纸和刊物上可能是很合适的。但登在面向社会大众的报纸上，由于它们没有多少新闻性，群众并不爱看。可是，这类稿件黑黑压压一大片，读者扫一眼，看到了企业的名字，也足以提高该企业的知名度。所以这类报道的主要效益就是广告效应。

在发达国家，媒介报道某公司发明了某种新产品的报道有的是，报道某企业家的成功之秘的也有，因为这是读者很想知道的。但像我国媒介那样美化式地报道某企业如何做好工作的报道，却几乎见不着。理由是，“那岂不是给这公司做广告？”而广告应登在广告版，让读者知道这是企业花钱做的广告，这是国外的规矩（现在我国也有了这个规矩）。

我国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报纸根本没有广告，企业也没有广告意识，因此刊登上述稿件没有广告之嫌。现在却不同了，企业都有较强的广告意识，知道企业的知名度与企业效益密切相关，而且懂得花十几万元做广告，不如只用几千元或上万元，设法在报纸上来篇报道。这就是我国媒介上大量公开的、隐蔽的“有偿新闻”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而这种“有偿”，有的是企业把钱或其他好处给新闻媒介，有的则是给记者或编辑个人。而且这种现象屡禁不止。这已在很大程度上使新闻职业道德受到损害。

既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道的重点应该面向市场；既然一个个生产企业的报道缺乏社会大众所感兴趣的新闻性；既然对企业的宣传又与广告不容易划清界线并容易导致新闻职业商品化的流弊，那么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逐渐减少对逐个企业的报道，只有那些确实创造了与众不同的新经验（堪称“成功之秘”），或大众感兴趣的新产品才予以报道呢？

六、参与海内外和国内外的新闻交流与竞争

据悉，我国的出口总值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20%左右，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经济和国际市场挂在一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将会与海外市场、国际市场联成一片，特别是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起来，一起交流、合作与竞争。信息的流通自然也要求广泛、迅速、畅达。这给新闻媒介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及时地、大量地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在我国，新闻媒介历来被看作政治喉舌、宣传工具，因此特别强调新闻媒介的政治性、阶级性，对于新闻的国际交流历来放不开步子，新闻的进出口量是很小的，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闻媒介的政治性、阶级性依然存在，要坚持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发挥新闻媒介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用，要防止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思想随着新闻交流在我国人民中扩大影响，但同时，新闻媒介又属于为经济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信息产业。一位领导人在谈到与港台进行新闻交流时说过：新闻界不把自己估计低，也不能估计高。这句话说得好。在与海外进行新闻交流方面，胆子可以壮一些，步子可以大一些。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不在信息上敞开国门，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供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决策人只能比国外同行慢几拍，只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其次，经过最近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新闻改革已经提高了人民对新闻和舆论搞活的承受力，同时我国有大量的人员跨出国门，或经商，或做工，或留学，他们已受过国外新闻、信息环境熏陶，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受众能够接受新闻自由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不会产生负作用。随着1997年的逐步来到，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发展，大陆与香港、台湾的新闻交流必将增加，从互换新闻稿，互派记者，到交换发行或合作创办经济报纸，以至逐步做到交换发行综合性日报等，都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因为信息交流是国家统一的起码标志和必经之途。

为了与这样的目标相衔接，我们要逐步地放宽新闻选择的尺度，放宽言论尺度，一步一步地提高新闻自由度，使政府和官员习惯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工作，使人民群众习惯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择善而从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如果不是这样逐步提高新闻自由度，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出于担心海外、国外的新闻传播影响我们，因而想办法封锁海外、国外新闻，按这条思路是不是行得通呢？比如，在卫星电视日益发达的今天，有的部门提出不准向普通居民出售卫星电视天线（碟线天线）。这条思路显然是不行的。传播技术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我们祖先发明的印刷、造纸这两大传播技术，对推动世界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短波收音机、复印机、洲际直播电话、卫星电视是现代传播技术，它们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福祉产生的意义非常之大。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应该作推动传播技术发展的促进派，应该积极研制、推广和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为人民造福，如果抵制或限制它，只会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为历史所取笑。因为这和阻止古代欧洲人使用造纸术、印刷术一样可笑（所幸不曾发生过）。东欧有的国家曾禁止公民购买复印机，原苏联曾一度禁止民间使用洲际直拨电话，还有的国家不让公民使用短波收音机，结果怎样呢？都是不言而喻的事。事实上，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条件下，禁止公民使用卫星电视天线也是不可能的。报载我国已有生产卫星电视天线的企业约150家，骨干企业20余家，而且在边远地区和山区离开了这样的天线，中央电视台和本省电视台的节目都无法收看。

总之，我们不能在层出不穷的新的传播技术面前处处设防。为了抵制和减少海外、国外新闻传播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办法只有以下几点：一是切实办好自己的节目，把受众吸引起来。就像珠江经济台通过丰富节目内容，改革节目形式，在与香港电台的竞争中赢得大量观众一样。二是提高我们的新闻自由度，增强我们的受众对海外新闻传播的负作用的免疫力。三是努力研制和改进传播技术，使我国的节目传播有更高的质量（比如应抓紧研制高清晰度电视）。

七、新闻媒介自身的改革

发展市场经济要求新闻媒介在报道方面有重大改革，必然也会对新闻媒介本身提出改革要求。新闻媒介在工作方式上和经营方式上都需要有变化。好在这些改革，在不同的媒介都已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里不作过多论述，只是提到一些主要的改革方面。

一是组织机构和分工方式的改革。过去那种农村部、工交部的机构设置，那种按冶金、能源、纺织等行业跑的记者分工，是属于按计划经济运行规律设置的机构和分工，现在必须改为面向市场。我们需要跑证券交易所的记者、跑各种期货市场的记者、跑各种特区、大小开发区的记者，需要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边境贸易地带的记者。

二是经营管理的改革。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二的报社靠国家财政补贴。随着市场经济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除了某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报刊，某些特殊报刊（如计划生育、残疾人康复教育、环境保护），以及少数民族报刊等，还需要国家财政给予补贴以外，其他新闻媒介都不能再“吃皇粮”，要成为自主经营的“法人”。即使享有补贴的报纸，其事业的发展，职工待遇的提高，也主要是靠是自己的力量。总之，新闻业本身也要走向市场。在这种形式下，新闻单位必须像重视新闻报道本身一样重视自身经营，广告的发行将是新闻单位领导十分关注和经常研究的问题。媒介还要重视多种经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经营各种经济实体。

三是新闻人才素质需要提高，知识结构需要改善。过去，不少记者长期跑一个部门、个把月拿出一篇稿子也不算少，知识面不广，出成果也不多。今后新闻业将会面临竞争，报业与电子媒介之间的竞争，报业之间的竞争。竞争要求新闻人才素质的提高。要求新闻从业者具有竞争意识，具有“抢新闻”、赶时效的劲头，具有连续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还需要有公关能力和善于操作电脑的本领。而且，记者、编辑普遍需要经济头脑和经济知识。同时还需要有法律知识，一是使自己的报道符合法律规范，二是要努力保证新闻媒介不因自己的报道有误而吃官司。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新闻业，会造就出一批名记者、杰出报人和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八、新闻业的宏观管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新闻媒体大量增加，新闻信息量急剧增长，新闻自由度不断提高，这就要求传统的对新闻事业的管理方式也要逐步加以改革，确立新的管理方式。这方面的经验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去摸索，去总结。但不妨先提出一些设想，以便开展研讨。

一、国家对新闻业的管理，应该是宏观管理。首先是，国家制定新闻事业的中长期规划，对报纸、广播、电视在若干年内应该达到的水平和规模，做出统筹安排。其次是，在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对各种发展态势经常做出分析和预测，比如新闻纸的生产和销售，报纸发行中情况和问题，电视机、收音机的社会拥有量和生产、销售情况，报纸结构的发展是否合理，不时地由新闻媒介刊登或用白皮之类的文件发表，提出指导性的看法。再者，国家积极组织、协调和支持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生产和使用。

二、国家制定新闻法、广播电视法以及新闻纠纷诉讼方面的条例，实现新闻法治，尽量减少对新闻业的临时性的行政指示。政府对新闻报道的指示应尽量做到公开化，避免过多干预。

三、新闻事业多层次的管理是必要的。党的机关报，坚持党性原则，应该按照党委的决议办报。任何对党报的要求与指示，必须符合宪法、党章，符合党委的集体决议，避免个人名义的横加干预。

四、国家对新闻业的管理权限要适当下放。比如，既然报业要接受市场竞争，报刊批准登记，是否可由国家主管机关下放到省级主管机关。至于合法报纸的扩版、增页，可否不经批准。其次，党和国家要逐步减少过问具体的新闻如何报道。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新闻管理部门可事先向新闻单位吹风，召开背景介绍会，向新闻媒介提出建议或要求。

五、支持新闻界切实搞好自律，奖励模范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的从业者。协助成立新闻评议会，对新闻媒介的重大报道或新闻纠纷进行评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建设中，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正在发展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业如何运作正在研讨中，本人提出的一些看法，很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以便有识之士都来参与讨论。

（写于1993年1月，原载《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

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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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1995-00-00)



一、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1、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这和经济改革不同，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力图改革比较僵化的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新闻界的观念变革亦不是无源之水，它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发生。

2、改革是在遭受十年“文革”洗劫以后开始的。所以在其开始阶段带有恢复性质，恢复新闻媒介本来的面貌（例如新闻要求真实、及时），恢复我们党报的传统。但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极快，一年一大步，几年一个新台阶。客观上要求新闻媒介在反映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地改革自身。所以，有些传统还没有等到恢复，就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又被抛弃，并创造出新套路。批判与恢复、恢复与创新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这就大大增加了新闻改革的难度。十几年来，新闻改革时起时伏，忽儿提倡创新，忽儿呼吁恢复传统，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此。

3、这次新闻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本着大胆实践、大胆试验、不断总结、有错就改的态度，各地新闻媒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敢闯新路，敢为天下先，表现出勇于开拓的精神。这样一来，在新闻改革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走些弯路、出现某些差错便难以避免。

4、正因为各地新闻改革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新闻改革的目标不一，主攻方向不一，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做法。从而发展也很不平衡。就全国而言，人们提出的新闻改革的目标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要求改革我国的新闻体制；二是要求着重改革新闻观念；三是把改革重点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同的改革目标对新闻改革有不同期望，从而对十几年来新闻改革的成绩有不同的估价。持第一种目标的人认为我国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只能称之为“改进”，真正的新闻改革还没有起步。持第二种目标的人认为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有了不少成绩，但起步太低，评价不能太高。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说成绩巨大，怎么评价也不过份。

5、外来文化对我国新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和40年代、50年代的两次新闻改革不同，它是在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展开的。国门一打开，外来文化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免不了鱼龙混杂。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对于变革我们的观念、改进我们的新闻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另方面，盲目的全盘接收又给我们的新闻改革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实行科学的“拿来主义”，将始终是我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的基本历程

15年来的新闻改革波澜起伏，有顺也有逆，有进也有退。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15年的改革历程有不同的分段法。这里，我以时间为序，以一些重大的影响全局的观念为标志，试图把15年的新闻改革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初——1982年，新闻媒介的拨乱反正时期。在此期间，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新闻媒介有其自身规律，它不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不被任何暴力所动摇。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媒介的规律。

“拨乱反正”，拨乱是拨“四人帮”倒行逆施之乱，但“正”是什么？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新闻界不可能从实践的突破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所以，不得不从历史中去寻找“拨乱反正”的支撑点，以图重铸昔日的辉煌。于是，在“尊重新闻规律”的旗帜下，中国新闻界全面恢复四、五十年代的老传统：实践界以五十年代的模式办报，学术界重提1956年新闻改革的老课题。这场“拨乱反正”在全国新闻界在以下几方面形成基本共识：

1、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论，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也刊登时事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2、摈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是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在这段时期，对“四人帮”弄虚作假的揭露，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占有各种新闻刊物的最大篇幅。

3、纠正了历史的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是合理性的命题，并由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

当时引起重大争议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命题。

但无论是达成共识的还是引起争议的观点都不是新的，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话题。“新闻规律”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竭力要概括出具体的条目来。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以我个人看法，“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新闻传播也是一门科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在此期间的全新观念。

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到本世纪末1986年，信息概念的引进。

在八十年代初，信息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信息概念的引进，引发新闻界一场大争论，也引发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信息”一词是泊来品，这一概念确实是从国外输入的。关于“新闻与宣传”异同的最早一组讨论文章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届学生撰写的。他们就是在听了传播学这门课以后受到的启发。而它在我国新闻界引起如此广泛的反映则在于深层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的实施大大刺激了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在当时我国信息网罗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渴望新闻媒介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信息。

信息概念的引进立刻和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我国新闻界历来把新闻媒介当作宣传工具，甚至断言“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每篇文章都必须体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有许多信息没有或无法体现宣传意图却是社会需要的，新闻媒介应不应传播？这是实践中的困惑，涉及到新闻媒介的功能问题。

信息概念的引进，在学术上表现为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全国性争论；而在新闻实践上是对新闻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否应该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进而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新闻媒介究竟以传播信息为第一功能还是以宣传为第一功能？

这些讨论，有些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有些至今还有争论。但无论怎样，信息概念已被新闻界所接受，信息观念已扎根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脑海深处了。请看中国的新闻媒介，广播、电视、报纸，哪一家不以“信息灵敏”“信息量大”为号召来吸引受众？而且，信息概念渗透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媒介结构的改变，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出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

其次是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纯信息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大大开拓了新闻报道面。

再次是新闻报道模式的改变。比如，预测性报道、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使命的深度报道、全方位扫描的立体式报道、纯客观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大量出现都和信息观念有密切关系。再如，会议新闻改革，过去只见会议不见新闻，现在记者则懂得并尽力跳出会议抓新闻；头条新闻改革，不少报纸打出“不拘一格选头条”的口号，把信息量大、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新闻放在突出的版面上，等等。

这一切，都使新闻媒介的面目焕然一新。

第三阶段：1987年到本世纪末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舆论监督问题。

新闻媒介要发挥舆论监督，还是我国新闻媒介一项全新的功能。虽则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舆论监督问题触及到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所带来的冲击波远远超过信息概念的引进。如果说围绕信息概念引发的讨论还基本上局限在新闻界内部，那么，舆论监督则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可以说，舆论监督的提出把新闻改革推倒了风口浪尖。而且，随着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舆论监督的调子越唱越高，争议也趋向白热化。

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要求提高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道“报喜不报优”的状况；要求突破某些批评禁区，改变批评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要求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改变千报一调的状况；要求新闻媒介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

上述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争论得激烈。当时，关于直接讨论新闻自由、改变新闻体制的文章并不多。但上述的观点都明白无误地涉及到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的基本问题。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一下子提出这么多尖锐的观点而且风行一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一是当时不断升温的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气氛，新闻界有些人一心希望新闻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二是新闻改革取得不小成就，但确实还存在不少弊端，受众仍不满意；三是受外国新闻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前苏联当时提出的“公开性原则”对我国造成极大的冲击波。

对于这些观点加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失之于简单化。它们当中有些至今还有积极意义，比如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已得到党和群众的肯定；有些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加以探讨。但是，很显然，这当中有些观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观点不适合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有些观点不适合当时我国已出现许多不安定因素的社会状况。有些人把新闻改革看得太简单，草率地提出许多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观点，而且急于求成，终于惹出大祸。

第四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1991年底，新闻界的反思，重新确立党报党性原则的权威。

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以后，使得当时的新闻界冷静下来，审视新闻媒介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反思新闻改革的历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对许多具体论点尚有争论，但新闻界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新闻改革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党报的党性原则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基石，中国的新闻改革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切违背党性原则的言论都将对新闻改革带来有害的后果。1989年11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作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作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报告，阐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原则，对于统一我国新闻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段时期，在新闻改革上似乎没有重大的举措，但对保证以后新闻改革的健康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对新闻事业属性的重新界定促使新闻媒介在事业上的迅猛发展。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点。当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后，新闻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带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可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即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在经营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我将在下面详述。

三、当前新闻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其挑战

当前我国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态势，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就是竞争。报刊大战、电波大战、从陆上打到空中；竞争不但在一个行政区域里展开，而且已冲破地域界限，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各家新闻媒介都想在新闻市场上抢占最大的份额。估计再经过二、三年时间，新闻市场将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竞争导致中国的新闻媒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

1、从过去的传者为主正逐步向受者为主的方向转型。以受者为主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中国新闻媒介也和其他部门一样，以传者（生产者）为主，我生产什么，你们就接受什么。编辑记者只考虑我给受众什么思想、受众应受到什么教育，而极少考虑受众需要什么。五十年代改革时提出“读者需要论”。其实，新闻媒介并没有真正实践。但竞争局面一形成，新闻媒介就不得不考虑受众需要什么。这方面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广播电台。八十年代，电视的大发展把广播挤压到几乎无声无息的境地。但近两年，广播却异军突起，重展雄风。它利用自身制作简便、操作灵活的特点，针对听众的不同需要，开设各种专业“频道”：经济信息、交通气象、戏曲音乐、新闻报道、社会生活等等；在节目上大量采用现场直播、电话交谈、即时回答各种问题、让听众广泛参与。广播正向“窄播”方向发展，却争取到广泛的听众。可以说，以受者为中心这一观念挽救了广播。当然，从传者为中心到受者为中心的转型还仅仅是开始，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2、地方报纸全国化、专业报纸社会化、中央报纸地方化的趋势已显端倪。过去的报纸发行基本上是条块分割。各地方综合性日报以行政区域为主、专业性报纸以系统为主。现在，区域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已形成相当规模。经济上横向联系的增加，必然要求横向信息交流的增强。许多地方，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综合性日报向全国挺进，而专业性报纸力图面向全社会以争取最大发行量，商品为报纸打开地盘、报纸又为商品充当先锋，从而形成全国规模的发行大战。而地方报纸挤压中央级报纸，使中央级报纸不得不奋起应战。《人民日报》率先办地方版、1995年元旦《人民日报》华东版问世。据说有些中央级报纸也将跟进。这必然加剧全国范围的发行竞争。

3、扩充硬件、扩大容量。从1992年以来，各地增版扩台的势头不可抑止。几乎在一年之内，全国省市以上的综合性日报都以4版扩为8版。目前的行情是增加到12版或16版。各地方的电视台纷纷一台变多台，省市级以上电台一般都有综合台（以新闻为主干）、经济台、教育台、文艺台、交通台等等；无线、有线电视台则扩大频道，尤其有线电视台，大中型城市一般都拥有五个以上频道。与此同时，各新闻媒介都纷纷更新设备、兴建办公大楼；电脑写稿、电脑编排开始普及；采访手段、办公手段日趋现代化。用一句俗话，新闻媒介“鸟枪换炮”了。

4、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向集团化目标挺进。这一趋势在省市级综合性日报晚报上表现尤为明显。目前绝大多数省、市级综合日报社以及部分晚报社都是出版一张大报加几份小报和一、二份刊物，同时还创办了信息咨询公司、出版社、房地产公司、印刷厂、旅游公司等等。少数的还有实业公司。产业日渐庞大、实力大增，报业集团已初显轮廓。尤其是近几年，一些大的新闻媒介广告收入年以亿元计，使这些新闻媒介挤身于利税大户的行列。

5、调整内部结构，搞活媒介机制。近一、两年，可以说所有新闻媒介都对内部结构作了大的调整，力图建立起“分工合理、人员精干，反应灵敏”的新机制。目前情况，各新闻媒介的内部机构设置尽管差别很大，但总趋势却是一致的。主要是：①提升经营管理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有些媒介已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之下有总编辑和总经理双驾马车，处于同等地位。②精简冗员，竞争上岗。③试图打破按政府行政部门对口设置部室的老模式，建立条块结合、采编合一、对外界反应灵敏的新结构。④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拉开分配档次。

6、媒介的内容力图贴近生活、贴近受众，有进一步软化的倾向。市场行情、社会新闻、生活服务栏目以及都市随笔，在各报、台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日报争出星期刊、电台争办点歌台、电视台争办游戏节目，软性化趋势日趋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是迎合相当一部分受众的需要。

追根溯源，媒介间激烈的竞争，其基本动力在于争取经济效益，最直接的目标是争取广告。这也是时势所逼。目前，各新闻媒介已成为独立法人，许多新闻单位已不再享受财政津贴，必须自负盈亏、依靠自己收益来求生存、求发展。在媒介的收入中，多种经营收入尚属小头；发行收入不断缩小（仅够成本）：广告收入的比例则急剧上升，它已成为维持新闻媒介生存、发展的经济命脉。而要争取广告，就必须提高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

这一态势，给新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闻媒介面临新的挑战。我以为，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这当中主要的问题是：

1、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保持媒介的高品位？这几年，有许多文章对媒介的竞争大唱赞歌。诚然，媒介间的竞争已不可避免：竞争使媒介的内容丰富多彩。但新闻媒介毕竟是精神产品。一般的商品在竞争中会自然向价廉物美的方向发展。而精神产品在竞争中则不免向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方向发展。新闻媒介内容的软性化倾向就是明证。近两年，凶杀、猎奇、媚俗的新闻已大量出现，捧歌星、吹影星的势头不可抑止，消闲文字占据越来越多的版面、时间，色情新闻也频频亮相，这股煽情主义的浪头已相当严重。

2、如何对付广告客户对新闻媒介的压力？近两年，各电台、电视台节目更换频率，其杠杆是提高收听率、收视率，以吸引广告客户。有些具有相当思想性、艺术性的节目因为曲高和寡、收视率（收听率）较低而被无情砍掉。有些新闻、尤其触犯广告客户利益的批评报道在广告客户压力下被撤消。广告客户成了“审批”节目的冷面判官，甚至出高价买下版面来吹嘘自己，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误导消费者。这种日趋严峻的广告压力，新闻媒介应如何对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3、如何防止“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指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怪圈。“马太效应”正在我国新闻界发生。我国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些大报大台凭借原有的影响和实力，迅速抢占新闻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而且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它们的有利条件，这包括税率优惠、邮发优惠优先、选拔人才优先、发行优先等等。从而可以获得绝大多数的广告，经济实力以几倍、十倍的速度递增。而一些小报小台在竞争中则处于劣势，近几年已被大报大台挤压得难以立足，发行量、收听率逐年甚至逐月下降，经济收入也每况愈下，有些优秀记者编辑纷纷改换门庭，投入大报大台，使得这些小报小台质量更差，受众更少，广告更少，甚至已入不敷出。按照一般市场规则，大报大台最终必将挤垮、兼并这些小报小台。但由于我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这些小报小台又不可能倒闭或被兼并，虽难以维持却又必须维持。为了生计，某些媒介便铤而走“险”，违反规定，搞有偿新闻、出卖版面，这无疑是饮鸠止渴，自找绝路。

4、在发展硬件的同时，怎样加强“软件”建设？近两年，在硬件（设备）加速更新、发展的同时，“软件”却在加速滑坡，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记者编辑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都有所降低。“一等记者搞承包、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拿红包、四等记者写本报”，多少反映出一些新闻单位的苦涩现实。面对缺少高质量的新闻、评论，总编们常常喟然长叹：“有了空调，没了头条。”加新闻队伍的自身建设已刻不容缓。

5、和国际新闻界的竞争问题。正当我国报刊大战、电波大战热火朝天之际，西方以及港台地区的新闻媒介正从海陆空大举“入侵”。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我们似乎熟视无睹，至少没有奋起应战。但是它们向我们争夺中国受众是不啻的事实。随着多媒体等先进传播手段的采用，预计这种争夺将更加激烈。中国的新闻媒介在与国际新闻界的竞争中能否牢牢吸引中国受众，中国受众能否信任中国的新闻媒介，这是关系到中国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其次，还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上宣传自己形象问题。除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外对中国的报道已基本被西方大的通讯社、广播公司垄断。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实行的是“反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极少有正确反映改革开放的新闻。这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极为不利的。最近上海《新民晚报》向美国发行，这当然是极其可喜的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国力极不相称，

四、我国新闻媒介改革和发展展望

上述改革中出现的新闻问题当然必须在深化改革中来解决。现在，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目标已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闻体制、新闻媒介结构和新闻模式。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程，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的发展和完善而逐步建立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有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的新闻政策是否要作适当的调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预计在今后几年内，新闻改革的中心将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新闻媒介既是上层建筑又是信息产业的两重性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我国新闻媒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关系到如何更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问题。

1、各级党报需要下大力气来研究如何加强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坚决刹住煽情主义倾向。我国新闻媒介的结构是以各级党报为核心的，尤其省市级党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举足轻重。现在有些党报为追求发行量不惜降低报格，大量刊登煽情新闻。这和党报地位极不相称，是舍本逐末的荒唐之举。一张党报，没有思想、没有指导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加强党报的思想性、指导性应该成为党报有线考虑的问题。

加强党报的思想性、指导性，在新的历史条件应该有新的模式。对于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宏观调控措施和重大法则，我们的新闻媒介应该不折不扣地宣传，不能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不是要求我们照本宣科，或者随便找一些事例加以印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生产力水平不同，情况各异，中央反复告诫我们要从各地实际出发来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是各地新闻媒介大显身手的领域。这方面，新闻媒介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对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宣传就是一例。要求“复关”，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一些新闻媒介以讨论和报道的形式来分析“复关”对我国不同产业的不同影响以及趋利避害的对策。这使我们的企业对“复关”带来的基于和冲击有了思想准备和对策。我以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性的表现形式，即小过去印证式的宣传方法转到分析、研究、总结上来，分析新举措对各行各业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新情况、新矛盾，研究可选择的方案，总结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出发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信心经验。

党报基本上都是综合性日报，是传播国内外重大信息的主渠道。面对潮水般的信息流，党报需要对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分别主次、分别轻重缓急，有目的地传播。不能没有中心、没有目的、没有分析和归纳，杂乱无章地填满版面。这样的信息传播可能产生误导，可能产生“信息污染”。

2、对受众的重新定位。现在不少受众抱怨：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没有特色，日趋雷同。新闻报道、栏目设置、版面安排大同小异。雷同化趋势的原因很多，但在竞争中，新闻媒介片面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对雷同化有重大影响。报纸，不管大报小报、综合性日报、晚报、专业报以及大大小小电视台、电台都面向全社会，把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受众都作为争取对象。这样一来，各种新闻媒介的受众越来越雷同。为了满足各种受众的需要，各种媒介只有走同一条道路：大众化、通俗化。于是，哪一类新闻走俏，各种媒介都集中去抢这类新闻；哪一种栏目一炮打响，大家都一哄而上。

新闻媒介的雷同化趋势和社会发展的分群化趋势背道而驰。分群化（又称群体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趋势。不同的群体由于职业分工、文化层次、地域分布等等不同，有不同的志趣。文化上过去追求的雅俗共赏已难以达到，不得不雅俗分赏。同样，新闻媒介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全社会不同群体作为自己的受众，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基本受众，这纪事新闻媒介的专向化。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把报纸分为严肃的高级报纸和通俗化的大众报纸，哪些严肃的高级报纸并不一味追求发行量，而把重点放在追求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一定影响力的群体上。

为了使我国的各种新闻媒介办出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或特色来，新闻媒介有必要对自己的受众重新定位，把其中一部分群众作为自己的基本受众，从满足这不分基本受众的需要出发重新设计自己报纸的风格和内容，这对各级党委机关报尤为重要，例如省市一级的党报，就应该以乡级以上的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层、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尤其中年人）为基本读者群。如果能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省市级党报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会对社会产生莫大的影响。

3、把新闻报道的着眼点转到市场上来。过去我们新闻报道的基本模式的“吃透两头”，即从基层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现在，“吃透两头”仍然是记者编辑的基本功。但我国的坚决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这需要我们改变报道模式，把过去以反映、指导生产为主转到以反映、分析生产为主。当然，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还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科技市场、人才市场、文化市场、信息市场等等。这是新闻媒介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以目前情况看，有不少新闻媒介对市场反映、分析甚少，而一厂一品的报道仍然不少，模式未变，面貌依旧。

4、加紧新闻媒介内部的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从目前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新闻媒介的内部机构没有理顺，有些管理手段违反国家规定（例如要求记者编辑承包广告费），尤其是我们的记者编辑队伍素质不能适应，需要采取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纪律约束、行政措施等各种手段来加强队伍建设。

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作者：潘忠党
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11-20 1:04:59 
 

中文摘要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的中心课题是商业化和市场化。本文运用一些常规理论(routine theory)、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社会构筑理论的概念分析田野调查的观察，认为这一改革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解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实践，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同时，由于这一改革是在定义「命令型体制」，并由这一体制再生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内，在中共继续保持对新闻媒介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条件下展开的，因此新闻改革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
与一九八○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大陆在九○年代的新闻改革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八○年代的新闻改革，较局限于争取具有「霸权」(hegemonic)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commandist system) (Lee, 1990; Wu, 1994)内的业务操作自主权，改革的内容局限于记者、编辑决定采写题材和批评报导的自主、新闻报导的范围、以及报纸组织运作的机制（参见Polumbaum,1990；李良荣，1995）。进入九○年代后，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在于新闻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人员被卷进了一个起步中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一改革时期，中共对媒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改革的展开，不断变化与更新的只是控制的手段、形式、和程度（参见Chan, 1995；梁衡，1992）。
我们应当怎么去理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内的新闻改革？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本文基本观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闻改革的核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之变化。在这里，新闻实践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介组织采写新闻的活动，以及他们影响新闻采写的方式和情境的活动。这些活动反映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个体与社会组织和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当这种互动出现新的形态时，它们会侵蚀和改造原有的「常规」(routine)互动形态所确认的新闻体制，新的体制便在这种互动中萌芽，其形式就是所谓「新」的或「非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必须由作为社会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所构筑、阐释、和正当化(legitimized)，而完成这三个确立新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步骤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的「象征的空间」（symbolic universe，见Berger & Luckmann, 1967）内的资源。本文的重点就是阐释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在创立「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中对象征资源的运用，并从这一视角讨论当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模式的意义。
　


壹、「常规型」实践与「既定新闻观念」
大陆学者童兵(1993)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大陆的新闻媒介置身于一个同以往迥然不同的环境。大环境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新闻传播行为的变化，其中包括新闻单位逐步成为经济实体，走上企业化的道路，各种传播形式、各层次的新闻媒介的竞争，将在市场环境内展开，法规和行政手段将成为规范与控制新闻媒介的基本方式（梁衡，1992；宋克明，1994）。面临这样的变革，新闻实践的活动必须改变。套用童兵(1993,p.3)引用的毛泽东的话来说：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他们去做。 从本文的理论观点来看(1)，这话的意思是，「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必须向「非常规型」的活动让步，或由「非常规型」活动补充(supplement)，或向「非常规型」转化。
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们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命令型媒介体制」(Lee, 1990; Wu,1994)，它是建立在「既定新闻观念」基础之上的（袁清明，1996）。所谓「既定新闻观念」，指的是统领新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范式(paradigm)，它包含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原则、和规范。在「命令型」媒介体制内，这一范式就是由新闻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基本原则所规定的。在长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定义「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和规范，以及作为「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基本构成因素的新闻实践活动，已经被新闻从业人员因为习为常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些原则和实践，包括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童兵，1994），坚持「政治家办报」和政府出资办报；作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因此具有公布和解释党的政策与路线的权威；新闻采写必须接受党委或党的领导干部的指导或约束，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新闻稿必须在发稿前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审读」程序，等等（刘建明，1991；喻国明，1993）。由于长期重复实行，这些原则和实践被认为是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的天经地义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定之为「常规型」。
「常规理论」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Tuchman, 1978; Gans, 1980;Gitlin, 1980; Fishman, 1980; Schudson, 1993)。这一理论认为，为了应付世界的千变万化，新闻媒介组织和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活动具有可预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纳被证实行之有效的行为。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新闻媒介组织必然是官僚化的商业实体(Fishman,1980)，它们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程序；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来说，他们必须持有某些既定的概念去认识、分类、和理解新闻事件。这种概念可以分为类别纲目(classification scheme)和事件「脚本」(script)，它们可以具有符号表述的实体形态。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套用它们而理顺复杂纷纭的新闻事件，这个过程称之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是记者构筑社会现实的方式(Tuchman,1978; Berger & Luckmann, 1966)。从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关系来说，他们各自也必须有一个能够使他们的交往具有可预测性的、条理清晰的框架，他们就在这个框架内从事交往行为(Sigal,1973; Tuchman, 1978; Gans, 1980; Ericson, Baranak &Chan, 1989)。所有这些，无非是说，新闻实践活动是有序而且理性的，这些规范新闻实践活动的概念、纲目、和框架，有些作为法律或法规而固定下来，有些作为行业内成文规范而固定下来，更多的是以行业中「人皆心里有数」的形式存在而发挥作用。
新闻体制指的是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以及由它们所规范的、并不断再生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参考Goffman,1974）。这个体制是动态的。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在新闻实践的活动中得以延续，并且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表现贯穿其中，继而成为体制之基础的特定意识形态，即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Gitlin,1980)。当某种新闻实践在这一意识形态下被认为是正当的，它便得以重复出现，逐步成为习以为常或天经地义的「常规型」新闻实践，这时，统治意识形态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再生，实现它的「霸权」（hegemony，见Gramsci,1971; Gitlin, 1979; 1980）(2)。霸权并非由统治阶层强制推行，而是在统治阶层掌握统治机构(apparatus)的前提条件下由全社会参与构筑并重构(reconstruct)的思维、话语、和行为范式。中国大陆「命令型新闻体制」，由于有中共的「既定新闻观念」作基础，有一整套「常规型」新闻实践或原则，它曾经在中国大陆具有这种「霸权」的地位。在这里，所谓「既定新闻观念」就是「命令型体制」所内含并体现的符号表述，而这些新闻观念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则是这一体制下的「象征资源」。
　
贰、「鸟笼」中象征资源的杂生与变异
「命令型新闻体制」的「霸权」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就是，它垄断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象征资源(3)。当外来的符号与象征表述出现时，它能够排斥或「驯化」(domesticate)，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所谓象征资源，指的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在某一特定新闻体制下，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类别纲目、和阐释框架(Pan,1996; Appadurai, 1981; Giddens, 1984)。确立这一概念的起始假设之一是，行为主体(agents)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行为，为了这一构筑的目的，主体采用特定的、通过不同的符号(sign)或象征(symbol)形式表现的概念或框架。这些概念、纲目、或框架具有意识(cognitive)层面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存在，因为它们通过主体的活动和互动而体现其社会的存在，并在社会现实中再生，同时，它们又成为主体之行为生长和变异的沃土，因此，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它们具有资源的意义（参见Leach,1976; Lincoln, 1989）。
象征资源既可以来自本土，也可以从外引进。象征资源是活生生的，它通过主体的活动而体现；同时，由于主体的能动作用，使主体活动具有此时此地的具体和创新层面(Giddens,1984)。通过这种具体化和创新，它们的成份不断孳生、繁衍、和更新。因此，作为新闻改革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符号表述层面，就成为理解大陆新闻改革的社会和文化涵义的理想切入点。
对于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重要的象征资源是占「霸权」地位的「命令型体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清扫，这一体制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唯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新的、与「命令型」体制不兼容的一些符号表述，开始被引进中国大陆，尤其是「传播」和「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见李良荣，1995）。与这些引进的符号表述几乎同时迸发的是一些这些年来经久不衰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命令型体制」下一些已经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基本原则，如新闻的「党性」、新闻的非商品性、新闻的「本质真实性」等（童兵，1994;Cheek, 1989; Gan, 1994），这些争论又与引进的符号表述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相当积累的「替换」(alternative)象征资源，与原有体制下的象征资源不同。第一，传统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新闻实践原则和概念、纲目、及框架，不再具有「自然」的形态，它们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第二，据此形成的「常规型」实践活动不再「适应」新闻对象变化的现实，开发新的「非常规型」活动成为必需。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两点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基本意义。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具有「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式的替换象征体系。事实上，在「新闻改革」的卷标下所展开的一些举措，和由此形成的「替换」符号与象征表述，是在一个限区内形成的。譬如，新闻媒介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点是不能讨论的，连被认为比较开放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喜谈新闻工具作为党的「喉舌」（袁清明，1996；胡耀邦，1985），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主管宣传的官员就此又一再强调（江泽民，1993）。受此制约，另一条不可讨论的原则是新闻媒介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袁清明，1996）。在实际操作上，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对新闻媒介的宏观规范与管理机制中的最主要成分，其它如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等都只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途径，或为此目的而增加的一些「适合商品经济条件的现代化管理」的机制（刘建民，1991；梁衡，1992；李良荣，1995），因此，「新闻改革」所提供的，是一个允许不同符号艰难生长的「鸟笼」式大环境(4)。事实上，当「四个坚持」被定为「四项基本原则」时，中国大陆改革的「鸟笼」就已成型了，新闻改革的各种象征资源就滋生于这样的「鸟笼」内。
在这个大环境内，「既定新闻观念」的象征表述仍然占主导地位，外来的或新起的象征表述不可能直接与之对抗，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以磨去「意识形态对抗」的棱角，缩短与「主导意识形态」的距离，但是在一迎一拒之间，它们也直接渗透「既定新闻观念」，改变一些原有象征表述的内涵，结果就出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概念及其表述。譬如，虽然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大陆当前极为活跃的政治词汇，同时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最有用的专业词汇，原因在于它们是开放型「文本」(open text)，它们经常与「党的新闻事业」、「办好党报」、「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出现，相互映照──吊诡的是它们也经常出现于新闻从业人员论证其「非常规型」实践活动的话语中。与此同时，这些概念的范畴具有变异极大的内涵和边缘，一些被用来表述具体的改革举措的概念和词汇，譬如「转轨」、「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等，有时与这些政治词汇同时使用，相互注释，而在不同的场合下，这些「改革型」概念和词汇又常常被认为太敏感，因此「不宜使用」或「不宜强调」。
在这样充满矛盾和似是而非的状态下，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发掘和构筑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一种符号性或象征性空间，以展开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Pan,1996)。但是，由于定义这一空间的变量很多，在其中活动的可预测性较低，尤其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显示出意义的活动来说，新闻从业人员的「非常规型」实践行为往往具有「随机应变」(improvisation)的特点，这些行为也往往被赋予多义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符号表述其正当性的论证。由于环境的这些特点，新闻从业人员也必须熟悉运用象征资源，以多种表述方式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又保护自己。是否广泛掌握象征资源以及对之运用自如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媒介单位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的活动空间。
　
参、田野调查过程
为了比较具体地表现新闻从业人员如何运用各种象征资源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下面，我将介绍我于1995年上半年起在大陆某大城市（以下称为A城）所做的田野调查的一些资料。我采用了ethnographic方法，重点考察这个城市的几家主要报纸的运作。我用中央／地方、党的机关报／非党机关报／非机关报这两个向面，将报纸划分为六类。在这个调查中，我选了六家机关报作为调查对象，其中两家的调查是95年上半年完成的，另外四家的调查现在还在继续。我在这里要介绍的资料，主要来自前两家报社（分别称为报纸X和Y），其它补充资料来自我在另外四家报纸的访问和与A城记者的广泛交谈(5)。
资料来自我的观察、我访问某家报社的经过、我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交谈、我与他们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所展开的讨论。因为在田野调查中，我本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与我观察的对象之间存在符号表述与象征资源的交流，观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与我的访问对象共同构筑我所理解的大陆新闻改革面貌的过程，因此，我在下面采用的，是Geertz(1973)所说的「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表述方法，目的是通过社会科学概念的中介，在描述中阐释新闻改革中具体活动的意义，而不是提供「客观的」因果解释。
　
肆、象征资源的积累和流动
象征资源的沉积与流动，通过的是人际交往的中介。中国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是这种网络的天然构筑者，他们大多耳听八方，相互「结网」，形成一个联系很密切的圈子。在这个有着130多家报纸的城市里，他们彼此相互了解很多。同时，他们又各自往外「结网」，在各自的关系网中包括了政府官员以及实业界、学术界、和演艺界等各界人士。由于自己大学期间的专业训练，我一回到这一城市，也成为有些新闻从业人士的关系网中的一环。
在这样的网络内，有些记者、编辑被人称为「A城名记」、「噱头」、或「大腕儿」。这都是些什么人呢？用不了多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相当清晰的特征：他们往往都处于30岁到45岁左右这一年龄层，大多有大学毕业或研究生的学历，基本上都配备了BP机或大哥大，基本上都在学开车或者已经自己有车，还有些出门有其它人替他们开车，他们中最常出现的专业方面的话题不外乎是「赞助」、「项目」、「合作」，非专业话题不外乎是买车、买计算机、学打网球或保龄球，他们还经常在星级饭店的大堂或咖啡厅里消磨很多时间，时为1995年。
这些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当我一开始观察到这些表象时，我很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因为我无法确定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工作，觉得他们都似乎生活在泡沫之中。逐渐地，我了解到了一些不那么表面的特征：这些人经常有报刊编辑追随其后索求「赐稿」，而且他们能得到的稿费往往远高于每千字60元的平均水平；他们中有些人还会有大公司或私营企业家追随其后，请求他们撰写公关或传记之类的文字；还有一些已写出了大量很有影响的长篇报导（如特写、通讯、报告文学、或书之类），被认为是很「能写」的人。我曾问一位记者：「你认为目前一个好的记者的最主要标志是什么？」她答：「能写。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但是，这位记者朋友在介绍其它我应当访问的新闻从业人员时，经常用「这人干得挺『火』」这一表述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关注某人。对「能写」与「火」这样两个不同的评价，我不免有些困惑：「可是，并不是所有很『火』的记者都能写啊？」她解释道：「是。有些人很能折腾。」很明显地，那些「大腕儿」都比较能折腾。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能折腾呢？他们折腾些什么呢？从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观察到至少这些人都具有信息灵和脑子灵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善于积累和应用各种不同的象征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构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实践。
　
一、广结善缘
「腕级记者」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交际广泛，可以说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底层平民，从实业界的「大款」，到学术界的专家，他们都有来往，并且能用之所长以为己之所需。这样的关系网为他们提供了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的信息和符号表述。同时，他们也十分饥渴地扩大自己的联络网，丰富自己象征资源，在这方面他们往往非常主动，而他们本身已有的关系网又为他们扩展联络范围提供了优势条件。我从自己的田野调查之始就被卷入了我的调查对象的联络网内。
当时，我在某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访问。我发现，在这个研究所每两周一次的「纯学术」讲座会上，时时会有一些来自报社的年轻记者。有一次轮到我讲自己的研究，讲座完后，一位年轻人趋前与我搭讪，他递上的名片显示，他是我正要访问的报纸X的记者。据他说，他在该校获取了硕士学位，现在在报社负责问卷调查专版，由于工作原因，也因为个人的兴趣，他经常往学校跑，平均每周一到二次。他的目的是「保持联系」，「请教学者们问卷调查的一些问题」，或者「请他们为我们写稿子」，还有是在学校的浴室「洗澡」。他要与我谈的是问卷调查数据如何分析、表述的技术性问题，「因为」，他说：「我听了您刚才的讲座，觉得您对这个很内行。」我便乘机向他表示了到他所在报社做调查的意愿。
两周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到报社去一趟，说他已经同他的部主任和主编联络好了。到了报社，见到了他所在部负责问卷调查版的主任，这也是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劈头就说：「潘老师，我们需要您帮助我们做一个市场调查。」很显然，他们知道我之所需，也很敏锐地看清了我之所长，并且决定利用这一点，要从我这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这大概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扩大关系网的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需要我帮忙的内容。报社正在酝酿要出晨报，即将现在的上午十点钟报纸上报摊改为早晨六点或七点上报摊(6)，但是，他们在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前，需要「最准确的市场信息」，这已经完全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方式了。此后三周，我经常往该报社跑，与报社的问卷调查人士和发行部门负责人商讨问卷、数据分析、以及晨报市场开发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很清晰地显示，「命令型体制」的从上而下模式已不再成为新闻实践的唯一基础，报社的人士，包括记者、编辑，都十分关注受众需要和市场变化，他们也经常运用这些概念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等，来论证他们的某些活动的正当性。
未曾想到，当我访问报纸Y时，报社的总编辑和社长对我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虽然说这是一家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过去五年里，报纸发行量直线下降，到了95年只有27万份，广告收入也十分有限，94年只有300多万元，95年的广告承包给一家广告公司，承包额只有850万元，整个报纸只能略有盈余，完全谈不上积累资金、改善报社工作环境。两位老总提出的问题很明确：在确定下年度计划前，他们希望知道应当怎么确认该报的市场定位？他们应当怎样才能把报社的经营搞上去？他们认为我有研究的能力，又了解西方国家媒介的状况，一定能给他们提供些「宝贵意见和建议」。他们还提出：要我与一位某大学的市场研究专家一道为该报社做一个企业诊断式的调查研究。
由于这个机会，我得以多次与两位老总交谈，探讨报业市场和在他们特定的位置办报的苦衷。交谈中，一个贯穿的主题是如何才能打破传统「机关报」的办报模式。我了解到，该报面临的是众多同类型小报对它传统读者群的蚕食，加上主管部门的严密看管，很多新闻不能在该报出现，虽然，该报有着该报新闻报导所侧重行业最佳的记者和编辑，而这些记者和编辑与该行业的各方人士关系密切，消息来源也很多，因此，该行业的绝大多数新闻都由该报的记者所得，问题是他们得到之后，往往给那些与该报竞争的小报写稿，使得这些「机关报」上被禁的新闻在那里被「炒」得火热。看起来，该报的问题之症结在于它作为「机关报」正在贴补和培养与之竞争的小报。
这家报纸所面临的现象在A城的报业相当普遍。报纸Y的总编辑感慨地对我说，「我们有些记者在外面很『火』，在报社内却不显山露水。」不少「腕级记者」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在本报社也许并不受重用，甚至有的会被领导认为「太难缠」，但是，他们在外面却打得开局面，经常给别的出版物写稿，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他们写公关一类的文章或书籍。有位被称为「A城名记」的记者很自豪地跟我说：「我现在是300块钱一千字，多一个字都不写。」
这一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外面关系多，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如果这种关系网属于「记者」与「新闻来源」之间的关系，那么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关系网就属于「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Gans(1980)和Fishman (1980)通过在美国的田野研究显示，掌握大量的「新闻来源」是记者在同行中建立自己地位的重要基础，这在A城记者们当中也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大陆新闻从业人员的关系网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关系联结了很多「非常规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是当前情况下新闻生产的一部分，譬如，得到给自己所编版面的赞助或广告，而这种「赞助」活动又与刊载或撰写关于赞助者的公关稿件有关；向别的报刊提供稿件，有时是为了避开自己所在新闻媒介对稿件的审禁，有时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稿酬作为额外收入，还有时是为完成互惠原则所期望的付出。因此，这里所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Tuchman (1978)所定义的「事实性网络」(net of facticity)的范畴，它掺杂了经纪人(agent)和客户(client)型的关系。这种职业关系的扩张，是「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类型延展的一部分。
　
二、知己知彼
我的有些访问对象对自己掌握不同于「正统」的象征资源，也有清醒的自我了解，这一点很符合Giddens(1984)所说，社会行为主体具有反思(reflexivity)特征，具有话语和实践的意识(discursive and practical consiousness)。这是对「社会行为主体」的理论确定。
报纸X一位很有点名气的年轻记者跟我说，他的很多同事都在二十几到三十岁左右，他们上大学时正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用他的话来说，他们经历的是「西方思想和理论潮水般的涌入」，很多人认为，当时是大陆改革以来最开放的时期。因此，他说，「我们的知识结构与年纪大些的人很不一样，包括像您这样的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在我们的词汇里，你们属于「革命老前辈」。我们不会按照老的方式办事，坦率地说，我们不会认为传统的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我喜欢尝试不同的事情和方式，这正是党要做的，不是吗？改革嘛。我们这个年龄段（层，编者注）的人处于改革的前沿」。
这些如此具有「自我意识」的年轻新闻从业人员也与他们的前辈们有相当不同的职业道路。四、五十岁左右的新闻记者当中，很多人具有在基层从事「业余通讯员」或「宣传干事」之类工作的经验，还有些是从事党或团的政治工作的干部，他们当中很多人更难将「自然化」了的「党的宣传事业」这一新闻工作模式「非自然化」，面对着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非常规型」的实践活动，他们的看法也更肤浅或矛盾。譬如，报纸X的一位「腕级」年轻编辑这么回答我关于「有偿新闻」的提问：
「有偿新闻」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譬如，韩国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就领取报酬，比我们多得多；美国的名记者给人做场演讲也收很高的费。你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在A城，你听不到人家说的现象是，像我们这样的小报的记者反而对有报酬的公关活动比较少有兴趣，因为我们觉着不值得。我们也是有职业道德的人，干嘛为一、两百块钱丢面子？但是，如果你每月从报社也就领取千儿八百钱，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挣两百，那就是大事儿。所以，要我说啊，杜绝「有偿新闻」的最有效办法还是让你的报纸提高经济效益，让你的记者工资高些。
这段话与官方或者是某些更年长的新闻界人士对「有偿新闻」的评价和分析很不一样，虽然说，这位年轻编辑并没有用什么理论词汇，但是他所表述的却是体制分析的意念。相比较而言，那些更反映官方意图的分析则比较单一，多着重道德上的谴责，甚至将「有偿新闻」归结为「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吴海民，1994），缺乏对「体制转轨」过程的动态因素的运用（参见胡耀邦，1985）。
很多这些「腕级人物」还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现存「命令型体制」和「市场管理机制」并存所造成的矛盾。譬如，报纸Y的一位高级编辑在访问中说：「（主管单位）一方面要限制我们的编采业务，一方面又要我们成为赢利的企业，还要每年上交10%的利润。这怎么可能？」报纸X的前总编辑曾对他的记者、编辑说：「宣传管理新闻，这是现实。不要存什么幻想。」
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能折腾」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看到这两者之间能够相互容纳的狭窄空间，并且善用这一空间，将之转换为自己的资源。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主张「打擦边球」，就是说，要「贴着政策限制的边缘走」，有明文规定的，要把赋予新闻从业人员或媒介组织活动天地的「政策」「用足」；没有明文规定的，除了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外，假设不存在限制，加以利用，直到上面有人发话或有明文规定时为止。「打擦边球」自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譬如说，报纸Y的一位记者发了一篇属于批评性稿件，主管单位的某一领导对该稿很不满意，明令不准该记者再采访原「线」(beat)的新闻，报社不得不将其安排到总编室值夜班。
另一种主张是在「安全」的空间里把新闻做足，就是说，充分挖掘和体现新闻价值，而且在做法上要体现本报的性质和地位，具体的表现就往往成为新闻表现手段的创新。譬如报纸X开辟了定期的公众调查（最近又称为「精确新闻」）专版，每一期都刊有「编辑人语」，声称「用科学的方法观察社会」。这个版的特点很突出地反映了主体对「替换」象征资源的运用。首先，负责该版的编辑们都不是新闻专业毕业，更没有「业余通讯员」或「宣传干部」之类的工作经历，而是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熟悉量化分析的方法；其次，他们看中了市场调查、舆论调查业的发展，很多新起公司需要创名声，愿与媒体合作，因此稿源充足；第三，他们也揣摩到了读者对所谓「科学的」量化数据所持的神秘感和信任感，在这上面可以大做文章。在该报的一份内部发行的业务交流杂志上，该版一位编辑撰文宣称：他办该版的目的，就是要用科学方法将新闻报导与事实和客观性拉得更近一些。由此可见他们从事这些实践时清醒的思考。
同时，这些专版的主题都在意识形态的「安全地带」内，譬如，「初为人父的体验」、「（本城）人都在读什么书」、「生死观」等。大约正因为如此，该版的一位编辑告诉我，以「报中报」形象出现的新闻出版署机关报「新闻出版报」，称这一专版是大陆新闻实践方面的一个创举。该报还先后推出过其它一些创新，如「图片新闻」、「体验新闻」等，参与这些创新的一位年轻编辑在回答我关于他工作中的自主程度的问题时自豪地宣称，「我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他同时也说，「自然，我们都知道有些题目是根本不能碰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碰那些题目，我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在新闻表现手段上创新，现在可以报导的范围已经足够我吸引读者了。」
「没有必要」是我在调查中时常听到的话，都是指不去碰「危险地带」，而且新闻从业人员都对我声称他们知道这个「度」在什么地方，虽然没有人能够很精确地将其陈述出来。有位部主任级的编辑说：「六四之后，我们也觉得工作好做了，因为记者们都不愿意捅漏子，而且会自觉地把握这个『度』，审稿变得很容易。」在我今年访问的四家报纸中，有一位资深编辑说：「政治第一，传播第二；宣传第一，新闻第二。这是我国新闻界的现实，初入新闻界的人一定要完全体会这一点。」
报纸X的一位年轻但是已经在新闻界干了五、六年的编辑跟我说：「我们总结出一条，办报就是要使「二老」满意：老干部和老百姓。」表面看来，这话反映出的新闻实践似乎并没有超出8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传播学者Judy Polumbaum (1990)就描述了她访问的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对由于必须「服务两个主人」而形成的冲突表示不满。但是，很多新闻从业人员现在已经不再对两者可能的矛盾耿耿于怀，他们比80年代后期更容易寓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活动空间。譬如说，在我所访问的唯一一家党机关报，一位编辑这么说：「这报纸是党的机关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们只是为他们工作，我们当然要听他们的，这才是正常的。」而那位跟我说「二老满意」的编辑却不同，当我问他如果这「二老」的兴趣和喜好有冲突时怎么办时，他沉吟片刻后说：「当然听老百姓的，因为我们报纸和其它一些报纸不一样，我们是要上摊的，不使老百姓满意并且喜欢，人家就不买你的报纸。」可见，从Polumbaum做田野调查的1987年到1995年，变化还是有的。
尽管记者、编辑都自称很会把握什么可报导、应当怎么报导这个「度」，他们还是经常遇到触礁的时候，而这往往来自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因素。譬如，我今年访问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了一篇稿件，报导一宗某高级知识分子偷税漏税的案件，这篇报导的采写经过部主任定题和主管副总编的批准，采用的是「常规型」程序。但是，报导出来后，上级宣传部门的某位领导认为这样的报导有刺激知识分子的危险，它得以刊登，足见报社有关人士判断失误，要求有关人士写检查。部主任于是汇集参与编采的人员一起写检查，他们边写边骂这位领导，同时也抱怨副总编不为他们顶着，但是，检查还是写了，有关人士也没有因此遇到进一步的麻烦。其它一些记者、编辑也对我谈到过类似的现象，说这实际上没啥，因为只要不触犯「禁区」，遇到这类的麻烦，写个检查也就完事了，不会有太大的后果。当然，这时，也有些人很钦羡报纸X的前任总编，因为他总是在出这类问题时自己兜揽，自己写检查，好让下面的记者、编辑不背包袱或受束缚。
有些「腕级记者」善于将这种限制变为机会。有些机关报受主管单位的严格控制，很多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稿件过不了审查关，很多时候，采写这些新闻的记者就会将稿子转向其它媒介，有时用自己的真名，若题目太敏感，他们就采用假名。对于这些记者本人来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提高专业上的名声，又可以挣得更高的稿费。对于报业机构来说，这种做法也开辟了行政控制之外报业整合的渠道：印刷媒介近几年有了急剧增长，开辟了很大的空间需要作者来填充，而一些传统的「机关报」却因为受新闻出版署对它们版面数量的限制而每天只能出8到16版，没有地盘来消化自己的记者、编辑采写的稿件。新闻或特写稿件的外流，一方面避免了在控制较严的「机关报」可能出现的矛盾激化，又在社会层面更充分利用了新闻采写的力量，培植了新起报纸。应当说，这也是继Polumbaum的研究后出现的新变化。
　
三、博采众家
象征资源的积累必然需要广泛的接触，这是「广结善缘」的意义。但是，广泛接触并不局限于这些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也并不像「广结善缘」这个概念所表现的那么不具有方向性。同时，新闻从业人士象征资源的开掘，也远远超出了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空间界限，并据此确定自己的实践内容和形式。事实上，象征资源的挖掘和使用具有很明确的方向性，至少在1995年和报纸总编辑或社长以下的人员们当中，这就是「引进」和「发掘」。引进指的是利用境外，主要是西方的概念和表述形式；发掘指的是在内部环境内的创造(7)。
「引进」是当前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最为醒目的扩展象征资源的方式。大陆学者李良荣(1995)撰文总结新闻改革十五年时声称，从1983年到1986年，新闻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引进的概念与「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形成了「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全国性争论」。这一争论虽然仍然在继续，但是，李良荣认为「信息」概念的引入导致了三大变化：媒介结构的变化，即大批以提供「纯信息」为主的媒介之出现；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即「纯信息的新闻」（解读为较少意识形态宣传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重要地位；及「新闻报导模式」的变化，即新闻表现形式更突出「信息量大」和「新闻价值高」的特点。应当补充的一点是，「信息」概念的引进对于恢复媒介广告、并为媒介刊载广告的「正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凡是熟悉大陆新闻界这十几年变化的人都能体会到，「传播」、「传播媒介」、和「大众媒介」这类概念经历了首先由学者们非官方地使用，到被主管宣传的人士指责为「不符合新闻的党性原则」、「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到成为官方可以接受的通用词汇这一历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引进的艰难和广泛（参见袁清明，1996）。
我在访问中遇到了很多广泛引用外来的词汇和概念的例子。报纸Y的总编辑和社长与我谈到如何办好该行业「机关报」的时候，不时引用他们访问前苏联及东欧诸国参观类似行业报纸的情况，感慨那些国家不再有「机关报」这样的局限。他们也经常以羡慕而又不解的语气谈到美国没有类似的行业报纸，法国虽有，但是那张报纸经营很好，只是不知有何奥妙。可以看出，他们当时访问法国时，很有可能像很多「取经」式的官员出访，准备不足，不具备基本的概念，因此不知看什么、问什么。
尽管如此，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对外面的事情充满了好奇，有些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譬如我前面引用的报纸X的那位记者对有偿新闻的看法，很明显，他对国外这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至少，我知道他所讲的美国名记者的事情是真有其事，他只是不一定知道Sam Donaldson等人的名字；我从其它渠道也了解到他所讲的韩国记者出席记者招待会领取报酬之事也至少是曾经有的。
有一次在报纸X，我与几位记者和发行科的负责人讨论他们所需要的市场调查的问卷事宜，其中一位副总编问我：「现在你对我们报社也有了相当的了解，根据你对美国报纸的了解，你认为我们的报纸最像哪一家美国报纸？」当他听我说要去美国时，当即要求我从一些美国报社找一些他们介绍自己报纸的小册子和向广告商推销报纸的介绍材料来做参考，并且十分明确地说：「请你找些城市的地方报纸，因为我们同他们可能共性更多些。」
我曾问该报社的另一位记者他的理想型报纸是什么样的，他反问我：「你指的是在理想中的还是在现实中的？」我答：「两者都谈谈吧。」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现实中，我的理想型报纸就是我们报纸，因为它比A城其它报纸都具有新闻纸的特征。理想中的嘛，我希望是《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的某种综合，我希望有《纽约时报》的权威性，又希望有《今日美国》的广泛诉求和视觉趋势。」
象征资源的开发形式并不局限于观念上的改变和话语内容的改变，它也直接涉及新闻实践的形式。在报纸X，这一点表现尤其突出。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所谓「精确新闻」、「体验新闻」、和「视觉新闻」专版，显示这些专版的编辑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新的报导角度、报导题材、和报导形式。我在该报社访问时，有一日，专版编辑拿了当天的报纸给我看，特意指出每周这一日刊登「精确新闻」的那一版，这一天的专版是「体验新闻」版，在「我们报导自己的体验…」的大题目下，刊有几篇日记形式的短小文章，配以记者在新闻现场的照片，内容是这些记者在报摊卖报、商场售货的见闻。这位编辑自豪告诉我：「这是我出的一个新招，体验新闻。我是要将人类学的方法引进新闻报导。你不是用这种方法做研究吗？为什么我不能用它来采写新闻呢？」我们于是开始了他称之为新闻报导手段的讨论。他对我说：美国报纸经常刊登根据问卷调查写出的新闻报导。我声辩说，我没见过他们给这种形式以频繁的定期版面。他很高兴：「我们就是要比他们做得好。」接着，他又对我讲起受到西方记者的「调查式新闻」(investigative reporting)和「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启发而产生了「体验新闻」的想法，并且很自豪地说，他的背景是社会学和人口学，因此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
办专版成为报纸X不断创新、以新的面目取胜报刊零售摊点的绝招。在他们自己组织写的公关材料里，他们自豪地声称：报纸是商品，因此，一家报纸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有自己的「名牌」。这种「创名牌」的想法，成为在内部环境开掘象征资源，并将其转换为实践活动的基础，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解组织的边界之禁锢作用。譬如，他们采用「版面承包」的方法办起了汽车和计算机专版。这些专版每周一期，每期八版，分别承包给某公司，报社自己的编辑只是在「口径」和文字上把关，承包的公司每年缴纳报社若干费用，在报社编辑的协助下，自己组织题目和稿件，自己拉广告。结果是这几个专版成为「报中报」，它们的市场诉求点很明确：那些教育和收入程度相当高的、符合所谓「中产阶级」特征的年轻读者。这种做法给报社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implications)更在于它将报纸与报业之外的经济组织联接到了办报这一点上，创立了一种新的组织之间的关系。
报纸X另一种办专版的方法是联合报社外面的「社会力量」，包括一些「体制外」的力量，开辟专门版面。最为突出的是「书评」专版，为之供稿的人有学术单位的年轻人，还有些是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的、新起的「自由撰稿人」。这些新闻实践上的「新招」自然都具有「非常规型」的特点，与我在前面所讲的「广结善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的是新闻实践观念上的「非正统」形态，也起着更进一步混杂各种不同象征资源的作用。
　
伍、象征资源的运用：话语管理
象征资源的重要，不仅在于促进了新闻实践形态的开拓，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社会，又是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行业，象征资源的开发是形成新的新闻实践形态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它还成为在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为「非常规型」实践形态「正名」所必需，这是个完整的过程，即「非常规型」实践和新的「常规型」实践的「构筑」(construction)过程（见Lincoln,1989）。所谓「正名」，在这里指的是通过话语(discourse)的形式，对某一实践作出正当性的论证(justification)，也可以说是联接某一实践活动的「原理」(rationale)与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构筑」实践的过程具有理性的特点，这里指的理性特点即是说新闻从业人员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能够认识到现有体制内的张力和冲突，认识到官方和非官方话语的相互渗透和冲突，并且掌握通过构筑不同的「阐释纲目」(interpretive scheme)以「管理」自己的话语空间的技能，从而将这些张力和冲突所内含的能量转向利于他们的「非常规」实践活动的方向。在Giddens(1984, pp.5-14)的理论范畴，正是这些特点定义了社会行为主体的「可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
我所有的访问对象都很清楚他们行走在狭窄的小道上，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通过策略性「管理」他们的话语，他们会大大提高在这一小道上行走的「安全系数」。我在报纸X第一天的经历就将这一点展出来了。当时，在我的informant的引导下，我见到了该报新任总编，他刚从该报主管单位的宣传部调任总编辑不久。在回答他关于我访问该报社的目的时，我很坦诚地说：我希望观察并理解新闻记者们在「体制转轨」时期如何从事他们的日常业务。当时，「体制转轨」是一个广为使用的术语，特指改革，但是，它比「改革」要强很多，在某些人那里，这个词自然表示了对当前改革性质的看法或期望，但是，绝大多数人将它用得很随意，也很宽泛，我当时正是在随意和宽泛地使用这个词。不料，总编辑突然提高嗓门打断了我的话：「谁说有体制转轨？我们这里不存在！我们仍然坚持的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体制！」
走出总编办公室后，当时在场的一位副总编特意追出来，向我拱手致歉，希望我改日再造访。我的informant（该报编辑）也一再向我道歉，说总编这等「非礼」，实属「体制转轨」这个词太敏感，而又出自我这个具有相当西方化特征的「生人」之口。在此之前，我在A城新闻界的朋友已经警告过我，要我在访问记者或报社时，千万不要透露我留学国外、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背景，问题不在于这一背景会使受访者退避三舍，而是说我会得不到真实情况。我想这位总编也就是在「演释」(act out)他的角色，自觉地运用了在他所理解的这一场合下适合的「阐释纲目」。
我的这一理解后来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报纸X的一位资深编辑这么跟我解释该报总编的「非礼」之举：「请别介意，我们必须相当小心，因为好多西方记者在他们的报导中直呼我们是『反政府』报纸。」另一位资深编辑跟我说的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我们是小报，需要生存的空间。当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谁也不理我们，当我们『火』了之后，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弄得我们很难运作。」
这种对话语表述的注重，直接反映了新闻实践与至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之间的张力。在我从事田野调查期间，报纸的「市场化」是当时新闻改革的中心议题（李良荣，1995；童兵，1993；陈怀林＆黄煜，1996）。在私下的交谈中，新闻从业人员趋向于以「实用对抗」(pragmatic opposition)的话语来表述「市场化」与「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关系，认为市场需求与党的意识形态垄断是两个对立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张力是在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是改革，两者就都必须满足，这一点的通俗话语表述就是前面所引的「二老满意」。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对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之性质的表述和在这两者中向某一头倾斜却有很大不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话语能量和冲击力，偶尔甚至会流露出某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二元」的概念关系和这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下的话语构筑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阐释纲目」。
在报纸Y，一位部主任级的编辑说：「新闻改革如何搞？我们不清楚，上面也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向市场，否则没有出路。」这位编辑继续对新闻改革中的所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原则表示不满，认为这实际上是造成对报纸编辑方针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与使报纸成为赢利企业之间的矛盾，说主管单位采用的是「强盗逻辑」。他说：因为我们是XX的机关报，是XX的喉舌，得按他们的精神去做。他们搞出的是机关报面孔，很难突破。我觉得我们的领导、编委会，他们首先要对XX负责，所以办出的报纸首先要让XX满意。比如说上面有一个什么会议，不管是哪个部门来个电话说我们要登，就得赶快登，不登不行，总编也很为难。……要我们当他们的喉舌，为他们宣传，他们讲什么，我们登什么，反而我们给他们钱，上哪儿去说？现在报纸也是市场经济呀！
这种矛盾和如何调解这种矛盾，也出现在党的机关报。有一天，在我一位身为广告学教授的朋友家，我遇到了另一位朋友，他当时是某党的机关报的负责人。他造访这位广告专家的目的是希望探讨该报增加广告收入的策略。我问你：「你们这么一家具有垄断地位的党报也面临竞争吗？」他正经地跟我说：「党报也面临其它报纸的竞争。我们现在是享受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但是，如果我们不走上市场，我们就没有动力推动我们提高报纸质量，我们的发行就上不去，我们的广告收入就上不去。发行上不去，你怎么说它是一份有影响的党的机关报呢？」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新闻从业人员的话语就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时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市场化」与「宣传」或「喉舌」观念及词汇交互使用，似乎二者是兼容的。前面所引的党机关报负责人的话，已经表示他似乎找到了「兼容」点，这就是党的政策或「口径」铆定报纸的意识形态「定位」，而市场帮助推动报纸提高其读者诉求的力量。所谓「意识形态定位」，用一些记者的话来说，就是「把握报纸的方向」，对此，新闻从业人员并无幻想。譬如，报纸X的前总编辑就要求他的编辑、记者「不要存任何幻想」，因为「宣传管理新闻」。即便是普通记者，也用是否能够「在方向上把握报纸」作为评判总编辑或部主任的重要标准。
在报纸X，我遇到了表现这种「话语兼容」的更加突出的例子。在该报的内部业务交流杂志上，社长总结该报十多年的历程，宣称在此期间，他们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以教育载体（即报纸及该报社出版的其它几份刊物）为中心，由时事和德育教育网为联接的「教育阵地」；二是将报社作为产业或实业来经营；三是从新闻观念上突破了「传统机关报的框框」。一位作为该报顾问的新闻学教授写道，报纸X在报摊上卖得「火」，说明读者喜欢这份报纸，但是，「因为报纸毕竟是精神产品，衡量一个精神产品还应有另一个标尺，这就是社会效益。」为衡量报纸X的社会效益，该教授大力称赞了该报所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开办「主题教育」专版。所有这些专版都充斥了报社组织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德育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文章，虽说文字活泼、生动，但是内容一望而知，表述的是主导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可以说，报纸X不但嘴巴上如是说，实质上也取得了以意识形态的「教育」为手段获取经济效益的巨大成功(Pan,1996)。
这种话语管理是为使「非常规型」新闻实践的正当化。所谓「正当化」，亦可译做「正常化」，用Berger和Luckmann(1966, pp.92-128)的话来说，就是主体在行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中，构筑这些行为在话语表述上具有「客观上可用和主观上正当」的意义之过程，也即是「整合」(integrate)已经散落在制度的各个部位的意义的过程，这包括了对参与制度过程的各个社会部分的「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也包括了对制度过程的各个层次或阶段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它要求对所关注的行为做出「解释」和「明辨」(justification)。显然，当前新闻改革过程中「常规型」与各种「非常规型」实践的混杂，必须通过话语管理的途径来「整合」，同时，这种「整合」是具体的、场景独特的(situational)。符号表述的混杂，要求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具有区别具体场景、选择不同的话语表述的能力，以求对某一行为在其特定的场景内达到「整合」，即「正当化」的目的。
从我的调查中，我注意到在1995年的形势下，建立这种「正当化」的不同话语表述所汲取的，是同一个权威象征资源：这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这是象征的，或者说是过去（即历史）作为象征资源(Appadurai,1981)所赋予的权威。具体来讲，无非是三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路线（李良荣，1995）；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童兵，1993）；邓小平关于改革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张涛，1992。）由于这三条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威，同时它们又隐含着内在张力，因此，政治气候和话语都会在不同情况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时时在开放与控制之间钟摆式地来回(Chan,1995)，这就更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具有敏锐和熟练地驾驭话语的能力。
但是，这里所说的话语管理绝不能等同于Berger与Luckmann (1966)所概括的「意义整合」。不错，话语管理之为用，是为了联接「非常规型」新闻实践与主导意识形态，但更多的是实际运作之必需，具有实用(pragmatic)的一面；同时，这种话语管理表现并构成了「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这是话语管理的另外一面。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话语中，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市场需求与党的意识形态的垄断这种两极之分的概念关系之外，还有明显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话语中运用「我们」与「他们」这样的概念，以及对统一「二老满意」的戏谑。
在我后来访问的报社中，有一家非党的机关报。今年三月，该报一个部召开例会，传达报纸编委会的意见。报社各部都有每周一次的例会，传达上面的指示或编委会的要求，谈谈评报的结果(8)。这天，该部的新任副主任传达报社编委会的意见，说A城将在四、五月份出版一批有关孔繁森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9)，有关部门会组织各界观看，希望该部写些稿子。A城电台要播音乐剧《孔繁森》，因此，五月要组织一个专版。一位记者调侃道：「谁看呀？」副主任答：「没有可读性没关系，要什么可读性？」接下去，副主任继续传达，当他讲完最后一条，与会者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讨论，由于副主任传达的精神中有学习新的《诉讼法》这一条，就听有人在说：「党报就得听共产党的，党是我们的老板，是合法的，就得听老板的，新闻法是不让出来的。」
在此之前的一次例会上，部主任传达了某一位副总编的指示，传达较长，下面是当时一段会议境况的记录：
部主任：「第二，必须关注农村，……」
记者Ａ：（惨痛表情）「我要下乡了……」
部主任：「农村是很大的市场，要脚踏八荒，……」
记者Ｂ：「听清楚了，要迈开双脚，叭嗒叭嗒……」（双手作双脚走路状）
部主任：「走下农村，记者一定要下乡。」
众记者：「有农村的约稿！……读书读不上，还听戏？……农村文化生活落后，写给谁看？……我明天就下乡，去T县，行不行？」(10)
很多时候，话语的管理非常细微，需要细心体会。在我后来访问的报社中，有一家是党的机关报，该报的一位部主任教导到该报社实习、实则协助我观察报社的研究生：「我们是政治家办报，而不是报人办报。…如果要进报社，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新闻工作者，否则就不要干新闻工作。」但是，同时，这位资深编辑也说：记者实在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改革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本质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编辑的话语游移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外，他对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这两种形态的表述都能运用自如，可能他并不看到有矛盾之处，只不过关系到「何时何地」、「具体到什么问题」而已。
偶尔，有些尚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会把「意识形态对抗」直截地表述出来。譬如，有位年轻记者写的稿子被总编辑「否决」了（记者们的术语是「枪毙」），他跟我说只好转投其它报纸，撞撞运气，并不抱希望，也不愿按上面的意思修改，他说：「我们不能反对他们，至少可以不合作吧。」另一位资深记者却这么向年轻记者传授经验：「你不能等领导来命令你干这干那，你要主动抓题材，要是他命令，这事就死了，你还得按着他的干，还没人看，费力不讨好。你如果主动一些，他只说你是缺什么，等你稿子满了，看他需要的时候，先攒一篇上去，不要让他下了命令。」
　
陆、结语：新闻改革的构筑
一位资深记者曾跟我说，中国新闻界是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机体，值得研究。这话的前半部分很难确定，但是后半部分确实符合我的想法。当前中国大陆新闻界非常吸引人，尤其是我这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其关键就在于它正在变的动态之中。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这一次新闻改革，正如朱立教授(Chu, 1994)所说，比起历史上前几次新闻改革都要持久，涉及的面也更广。据我的观点，这原因就在于这次新闻改革包括了引进和发掘「替换」(alternative)象征资源的内容，而不是仅仅在「党的新闻事业」这一「既定新闻观念」内从事一些业务方法的改变。就大的体制变动来说，三大步骤确定了目前新闻改革得以展开的政治经济环境：削减甚至是中止政府对媒体组织的财政拨款（行业内的术语叫「断奶」）、1987年重设国家新闻出版署、恢复媒介的广告业务(Pan,1996)。但是，这三大措施造成的媒介结构和管理机制的变化，尚不是「体制」的「转轨」。同时，在这一大环境下，由于起用了新的新闻传播概念，新闻的内涵和媒介内容的范围以及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构成这些变化的动态因素，是在分析上可以确认并区分开来的所谓「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
但是，从我的调查经历来看，「党的新闻事业」的既定观念及其与此相吻合的「命令型新闻体制」仍然占主导地位，新的、非常规型新闻实践现在仍然具有很强的「随机应变」（improvised，参见Anagnost,1985）的特点，即短视、机会主义、片断、和临时的特点，能够确立这些实践的「正当性」的象征表述，尚必须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肌体内畸形生存，因此，很难说这些实践能够形成或已经代表了构成某种「体制」的「常规型」实践。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报纸X总编辑的话：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现在还不能用「体制转轨」来概括。至于用「和平演变」来概括现在的改革，更是大大超越了现在所能观察到的改革现象的范围，带有强烈的对未来大陆新闻体制变化方向的假设。
「替换象征资源」对于新闻改革来说，具有某种「解放」(emancipation)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于，它将某些「命令型新闻体制」的「既定新闻观念」以及构成这一体制的一些实践「非自然化」了，用Berger & Luckmann (1966:62-64)的话来说，它使「命令型」体制的社会现实性与体现这一点的具体社会实践彼此脱离；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由于一些新的观念以及话语表述形式的运用，人们看到了某些传统的新闻观念和实践「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一点一旦形成，改变这些观念和实践就具有了「正当性」基础。这是「替换」这一词的第一部分涵义。「替换」象征资源指的是在「霸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外的「新的」或「不同」的观念和话语表述，并与这一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对抗」的关系。
但是，如果仅有这一部分，那么象征资源的替换这一概念，就没有表现动态的过程，而只是表现了静态的不同以及相互的矛盾关系。在本文里，「替换」这一概念还指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认识话语场景、运用「替换」象征资源、明辨他们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他们所做的话语管理。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替换」象征资源的运用，必须至少具有与主导意识形态「整合」的表象(appearance)，因此，社会主体必须视情况「替换」使用不同的话语表述，并在其中找到「整合」点。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替换」符号表述所带有的「解放」力量被大大减弱，它们所反映的「对抗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被缩小到了最低程度，这实际上是主导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之一，即「驯化」不同的观念及其表述(Gitlin,1980)；第二，主导意识形态内的观念被改变或延展，这些观念之间及其表述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赋予新的或不同的内容，主导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和内容因此逐渐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我在本文中运用「替换」这一概念所要表述是这样一个理论阐释：新闻从业人员是新闻改革实践的主体，他们通过运用可用的(available)象征资源构筑、阐释、和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很多这些活动都具有「非常规」的特征，即超出主导意识形态和「命令型体制」的范畴。这些实践本身的构筑，是一个运用象征资源的过程，因为它们首先需要在观念和话语上突破「命令型体制」的框框，并构筑一个社会群体「共享」(shared)意义系统(11)。同时，在「既定新闻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命令型体制」基本框架不动的前提条件下，任何「非常规」实践活动，都必须出师有名，而且是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具有「正当性」的「名分」，因此，构筑实践的活动必然具有符号表述的内容，正如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或主体的行为同时都具有表述层面一样(Leach,1976)。
在这一理论框架内，中国大陆当前的新闻改革应当说是具有「意识形态对抗」性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它们构筑并代表了一些新的新闻观念和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已经大大超出了「命令型体制」的范畴，可以说是走上了超越这一体制的不归路。但是，这是在将「命令型」体制做静态定义之后而得出的结论，就体制的构成实质内涵来说，「体制」只能在主体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Giddens,1984)，因此，它只能是动态的。如果我们将通过分析主体的实践而抽离出来的「体制」凝固化，并将社会的现实性(social reality)误读为实体的现实性（ontological reality，见Berger & Luckmann, 1966），我们就会将现在的改革过程看做是白黑转换式「体制转轨」。如果将「体制」看做是动态的过程(Giddens,1984; Berger & Luckmann, 1966)，我们就会看到新闻改革中「非常规」新闻实践及其话语表述的构筑和生长，同时也能够「看」到这些实践和话语表述对「命令型新闻体制」所作的解构、构筑、和重构(Lincoln,1989)。透过这个角度来看新闻改革，它所呈现的并不是建立我们现在已知模式中「市场模式」的过程，而是「命令型体制」与随机应变式的「非常规」实践活动相互渗透的过程，它实际代表了社会变革的一种形态，这种形态的社会变革不是单向面的一个体制取代另一个体制，而是一个多向面、多层次的活动系列，它运行的方向是新的与老的，也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交织与整合，如果用大陆盛行的政治术语说，当前的新闻改革也就是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介体制的过程。

注释
1. 我将在后面谈到，毛泽东这话所含的社会变革的形态与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新闻改革所代表的社会变革形态很不一样，童兵引用此话，反映了他对新闻改革所代表的社会变革的期望型判断，我在这里转引此话，纯粹是为了通俗地解释「常规型」与「非常规型」活动的含义。
2. Hegemony的中文译名现在仍有争议（见陈燕谷，1995），传统的翻译是「霸权」。但是，汉语里「霸权」这个词包含了武力征服和控制的含义。在葛兰西的定义中，hegemony要求有武力和权力设施(apparatus)的依托，但它指的是在此基础上统治者运用「道德、文化、和哲学领导的方式」达到被统治者对既定社会秩序的自愿认可(willing consent)，使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据此建立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自然的」或「天经地义」的「常识」（见Gramsci,1971; Hall,1982; Gitlin, 1979; Lewis, 1992）。
3. 这种「霸权化」的活动可以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中国大陆的新闻教育是围绕着「培养忠诚党的的宣传战士」这一目的建立的，这种专业训练是维系「命令型新闻体制」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其次，当新闻从业人员面临某特殊新闻事件（如1976年的4‧5运动、1989年6‧4风波等），无法将其纳入「常规型」实践活动的范畴时，某种「非常规型」活动就会出现以适应特殊的情况。但是，这种「非常规型」活动很快就会由于新闻对象的回复「常态」而失去意义，或者被具有「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所「驯化」而转化为有益于这一意识形态的「常规型」活动(Gitlin,1980)。
4. 称之为「鸟笼」，既意味着允许一定空间式的大原则控制，同时也意味着这一控制的调整。自从江泽民最近关于「要讲政治」的讲话以来，显然这种控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最近全国报纸总编辑工作会议的主调成为加强「党性」。
5. 出于保护被访问的报社及其成员的考虑，我决定以「A城」指代我的田野调查所在的城市，也不陈述任何可能导致辨别这六家报社的资料。需要交代的是，所有这六家报社都是所谓的「机关报」，其中只有一家是某级「党委」的机关报；这六家报纸中，有四家属全国性报纸，因为它们面向全国发行，另两家属于地方性报纸，其中一家正在努力突破地方性小报的局限。所有六家报纸都是日报，其中有两家属于「普通兴趣」(general interest)报纸，另外四家内容上各自侧重某一方面，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普通兴趣」型的内容。对于我田野调查的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Pan(1996)。
6. 这是一家非党机构的「机关报」，与很多「机关报」不同的是，虽然50%左右的发行是通过传统的邮局订阅渠道，但零售量达50%。零售部分通过邮局办的零售公司，还有部分通过报社自己掌握的「报贩子」，即报纸零售批发商。该人原是报社的雇员，后辞职单干了，但仍然是该报社发行上的一个重要关系，他对该报也具有某种「藕断丝连」的依附。
7. 此处指的不局限于某一报社的组织，而是相对于「境外」而言。但是，由于实行「经济独立核算」制，一家报社、甚至报社内部的每一个出版物或部门，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此，从实际操作来说，象征资源的发掘应当是在大气候激发下的组织内部活动。
8. 所有我到过的报纸都有评报的活动，多的是在报社走廊里张贴出当天的报纸，同事们看了之后可以在上面批注，有的在部一级的例会上作出口头评注。定期的更正式的评报活动主要由部主任和总编辑、副总编辑就前一阶段的报纸作出评判，选出「好新闻」或「好稿件」等，获此称号的记者、编辑有些物质的奖励，譬如「好新闻」奖金。
9. 孔繁森原是被派往西藏的一位地区行署专门，死在巡视所属地区的路上，被树为「党的好干部」，成为媒介大力宣传的「典型人物」。
10. T县是离A城最近的郊区县，从A城市区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有高速公路连接。所谓「共享」，并非一定指在全社会或全行业范围内，而是有可能只在范围有限的与某一具体实践及其形式有关的主体之间。「共享」的广度是通过实践活动开发而得的(cultivated)，指的是对有关的实践的相互理解和期待。
11. 所谓「共享」，并非一定指在全社会或全行业范围内，而是有可能只在范围有限的与某一具体实践及其形式有关的主体之间。「共享」的广度是通过实践活动开发而得的(cultivated)，指的是对有关的实践的相互理解和期待。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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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台湾《新闻学研究》总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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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

——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

潘忠党

内容提要　本文的起点是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新闻媒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而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运用传播社会学的分析, 作者认为, 这些变化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独特的体制变化模式, 并称之为“体制改造”。“体制改造”式的变化源自新闻改革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其原因是在新闻改革过程中, 现行“党的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不变, 而改革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 哪些需要改、应该怎么改等需要实践中的摸索。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新闻改革的主体必须提高其改革行为的可预测性及正当性, 为此, 他们采取上、下合作的途径, 以经营方式为驱动, 以“临场发挥”为基本行为特征, 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 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 并创造性地运用改革话语中市场经济和党的新闻事业的语汇, 将其改革行为溶汇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新闻事业”这一正当化的理论框架内。作者运用实地调查的观察及访问资料阐述这一模式展开的形态, 并讨论了这一形态的体制变化的普遍性以及政策制订方面的意义。



引　言

进入九十年代后, 尤其是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之后, 我国新闻改革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很多文章对这段时间的新闻改革有所论述, 强调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1 ]论述者们都同意一点, 即市场机制的引进诱发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些变化涉及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行为、媒介的组织行为、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其他成员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新闻媒介组织、国家机构、企业、群众团体的关系等各个方面。


如何在理论的层面理解这些变化?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 这些变化代表了“和平演进”或“制度创新”式的新闻体制变革。[2 ] 另一些研究者认为, 这些变化展现了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运作与党的新闻事业基本原则的某些冲突, 或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宏观管理, 以及规范化和制度化这种管理的努力。[3 ]有些人痛心疾首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 概括地称为“有偿新闻”, 撰文对此作出严厉的分析和批判。[4 ]还有些人更多地关心我国新闻事业何去何从, 撰文探讨引进市场机制、健全行政和法律管理的改革, 以及这些改革与加强党的领导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5 ]这些论述的核心是, 党的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如何在上述改革的过程中体现并发挥?


这些讨论涉及了两个紧密相关的理论问题: 我国新闻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发生变? 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否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学理论意义? 这是我要在本文探讨的问题。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对于新闻改革是否应以改革我国现存新闻体制为目的, 改革的执行者和观察者多少有些见仁见智。[6 ]但是,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 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的新闻体制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与引进市场机制有关, 也与党和国家将新闻事业的宏观管理制度化有关。这些变化是我们讨论新闻体制变革的现实基础。


讨论新闻改革, 研究者可以采纳不同的理论和价值取向。一种是从某种既定的“体制”原则出发, 以价值判断及其论证的形式评说新闻改革。另一种是只讨论具体的改革举措, 避开“体制”变革这一“敏感”问题, 将论述局限于“业务”或“实务”的范围。还有一种是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为论述的工具, 描述我国新闻改革的动态过程, 并从中抽象出新闻体制改革的理论概括。


我采纳了第三个取向。我认为, 忠实于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该掩耳盗铃, 避开体制变革这一议题。同时, 研究新闻改革, 不能以外来的或书本上的某一观点为出发点或评判的标准, 而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观察。[7 ]因此, 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是, 运用当代传播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 引进一些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以我在某大城市从事实地调查的观察为素材, [8 ]阐释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新闻改革中的体制变革形态。我的关注点因此不是任何具体改革活动的成因或影响, 而是如何运用理论的概念描述体制变革的过程。运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 rd Geertz) 的话说, 这是我“置身彼处”(being there) 时观察到的过程, 又是一个我对这个过程的“厚重描述”( th ick descrip t ion) , 即是我透过一个独特视角而观察到的过程。[9 ]换句话说, 我的描述建立在新闻改革的主体——新闻工作者——自己对改革过程的“叙述”(accoun t) , 我只是用社会科学的术语译解他们的故事。[ 10 ]这么做的结果之一是, 我会对本文所描述的新闻改革之行为和论述作出我的理论判断, 而不是我对它们的价值判断。这并不等于说我可以超然独立于某价值体系, 而只是说, 我的价值判断并不反映在我的表述之中。根据我自己的理论承诺, 我的价值判断反映在我对研究取向的选择, 反映在我认同于研究对象的观念与实践这一选择。认识到这一点, 并将之陈述于始,是为了说明一点, 即我只是采取了观察我国新闻改革的一个视角, 讲述一个在特定场景下的故事。要认识我国新闻改革的整体, 我们需要听取从不同视角所构筑的各种故事, 不可只取一个视角, 只听一个故事。[11 ]

体制和体制变革
首先, 我们需要澄清一些关键的理论概念。在通常的话语中,“体制”代表了社会学中所指的“机构”及其稳定关联所形成的结构, 以及这种关联所遵循的原则和规范。当这两方面固化于某种社会实践中时, 我们便指这一实体为“体制”或“系统”。“体制”的核心是“制度”, 即定义、制约和促成社会个体行动和互动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制度赋予社会生活以秩序, 降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程度, 限制某些行为或互动形态出现的可能, 同时又为另一些行为或互动提供产生的机会。[12 ]因此,“制度”变化是整个体制变化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内容。[13 ]仅仅这么定义“制度”仍有局限, 即我们可能将自己限定于“制度先决论”中, 认为制度可以先于社会主体的行为, 可以不通过主体的行动而获得实体的存在。其实, 制度不是空泛的、毫无生命力的书面条文, 而是由社会主体的实践所建构并不断重构的行为规范。制度与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互为条件: 制度是实践活动所倚赖的规则和资源, 又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体现。[14 ]这就是说, 社会主体在不同的时空坐标点多次重复的实践活动构成制度。制度之形成即是对社会生活加以规范和组织的过程, 它必然反映作为“原始参照框架”的统治意识形态, 并将之体现于历久不变的“常规”活动之中。[15 ]

运用这些概念, 我们不难看到, 新闻改革的内容是新闻生产的实践之改变; 由于实践之变化, 新闻生产及媒介运作的“游戏规则”也发生变化, 新闻体制变革因此不可避免。[16 ]

事实上, 当新闻从业人员运用“体制转轨”或其他它类似的概念讨论新闻改革时, 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新闻生产过程中体制方面的变化。当然, 他们并不一定明确地分析了“体制”这一概念的内涵。“转轨”这一概念的运用, 反映了他们理解体制变革的独特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了新闻事业的结构之变化、运作机制的变化和“游戏规则”之变化; 而且, 这一模式也假设, 以上这些变化具有确定的目标, 也就是改革的方向。

可以这么说, 目前研究我国新闻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是从理论上解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我国的新闻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变化如何发生?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反映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体制转变是一个“和平演进”过程; 体制转变是一个“转轨”的过程; 体制转变是一个行为主体与现存制度互动的“改造”过程。

“和平演进”的模式强调变化的线型渐进性, 并将体制内在的目的性及其发展之自身逻辑看作是驱使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模式中, 制约个体——在此特指新闻从业人员个人和新闻媒介组织——的基本力量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纯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通过这一模式来理解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制度变革并不奇怪∶在各种已知的新闻和媒介体制中, 由于我国新闻体制与前苏联体制的部分师承关系, 它的逻辑替换似乎就是西方的体制, 或是西方体制的某种变异。因此, 这一模式以西方的体制作为考察我国新闻改革的自然参照物。但是, 思维的逻辑有时会与我们开玩笑, 令我们无意之间将“参照物”变为研究的起点或行动的终点。由于西方的“现代化”程度“高”于我国, 我们就可能因此觉得西方的新闻体制也“优”于我国。于是, 西方的体制被赋予“未来”我国新闻体制的含义,转换成我国新闻改革的内在目的。[17 ]同时, 这一模式缺乏对新闻改革主体之创造能力的承认, 缺乏对由主体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体制变化过程的准确描述, 缺乏对我国新闻实践活动的历史的、场景独特的解码和注释, 缺乏对改革过程迂回反复特点的理论阐释, 因此, 它缺乏理论解释的力量。

“体制转轨”是很多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谈论新闻改革时采用的简便标签, 并不构成一个专门的“理论模式”。但是, 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引入,“转轨”与“制度创新”论联系在一起,[18 ]确实具有了理论框架的地位。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如下特点∶它将着重点放在制度变革,探讨宏观管理机制(即相对稳定的、由某官方职能部门执行的新闻媒介运行规范) 的创新; 它将这些变革的动因放在了新闻从业人员, 主要是新闻媒介的管理人员的能动性方面, 同时又注重政治、经济大环境改变所出现的行为变革之机会; 它将改革行动的出现描述为个体在特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 使之成为可以用理性的模式来描述的过程。这些特点使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启发力量。

问题在于, 这些归类于“制度创新”的讨论往往回避制度( in st itu t ion) 这一概念, 而更偏好机制(m echan ism ) 这一概念, 或不对这两者作任何区分, 将之化解为制约”或“规范”的宏观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减弱了制度主义中行动者之能动性的理论地位。其次, 这方面的讨论关注到了新闻媒介组织作为经济实体运作的一面, 却忽略了新闻制作这一基本活动内容, 因而无法为新闻媒介组织的这两个方面提供理论的整合。第三, 这方面的讨论由于忽略了党对新闻改革的限定, 即“不变”的部分, 因此超出了新闻改革展开的实际空间, 其结果是同“和平演进”论一样对改革设立了一个理念型的目标体制, 并强调体制之间质的转换。

我认为, 我国新闻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造”, 它不同于“和平演进”, 也有别于“体制转轨”。我的起点是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特点: (1) 现行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不变, (2) 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 因此, (3) 新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对新闻改革的行动主体——新闻工作者——来说, 这些特点的综合构筑了不确定程度很高的改革大环境。为处理这不确定性, 也为体现改革空间之限定的正当性, 改革的主体采取上、下“合作”的途径, 以经营方式为驱动, 以“临场发挥”为基本行为特征, 创造性地运用改革话语中市场经济与党的新闻事业的语汇, 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 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这一改革的运行方向,至少从目前来看, 并不在于“创造”新的体制, 而是使现存体制能容纳相对多元的“非常规”活动, 并使之具有更制度化、更可预测的特点。[19 ]本文分六个部分详细讨论这一理论阐释。

在“变”中求“不变”
从体制的角度看, 中国的新闻改革有一大特征, 即有变又有不变, 有位国内学者将此概括为“六个不变”和“六个转变”。[20 ]所谓“不变”的内容皆属于定义现行新闻体制的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21 ]它们融合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 对前苏联体制的借鉴和引进, 以及建国初期党的核心领导人与新闻工作者的创新。[ 22 ]这些“不变”确定了“改革”的基调, 也限定了“改革”的运作空间。

当然, 所谓改革, 顾名思义, 就是变化。有的学者描述, 九十年代初的新闻改革内容为引入市场机制, 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闻传播行为的变化, 其中包括新闻单位逐步成为经济实体,走上企业化的道路, 各种传播形式、各层次的新闻媒介的竞争将在市场环境内展开, 法规和行政手段将成为规范与管理新闻媒介的基本方式。由于这些变化, 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 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他们去做。”[ 23 ]新闻生产社会学中“常规理论”的术语说, [24 ]这个判断指的是,“常规化”的新闻实践活动在为“非常规”活动让位, 或由“非常规”活动补充, 或向“非常规”转化。

“常规理论”是有关体制形成及变化的社会学理论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应用, 因为, 常规理论所阐释的正是新闻体制的基本构成元素∶新闻从业人员的实践活动和他们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根据常规理论, 新闻媒介组织和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活动具有可预测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采纳被证实行之有效的行为。从组织的角度来说, 新闻媒介组织必然是官僚化的经营实体, 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程式; 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来说, 他们必须持有某些既定的观念以认识、分类、并理解新闻事件, 这些观念包括类别纲目、事件“脚本”和阐释纲目。[25 ]它们具有符号表述的实体形态, 使新闻从业人员可用以理顺复杂纷纭的新闻事件。从新闻记者与新闻源之关系来说, 双方各自需有一个能够使他们的交往具有可预测性的、条理清晰的框架, 他们就在这个框架内商议交往过程的行为及其原则。[26 ]

因此, 新闻实践是有序的。这些规范新闻实践的概念、纲目和框架, 有些作为法律或法规而固定下来, 有些作为行业内成文的规范而固定下来, 更多的是以行中人皆心里有数的“默契”或“默许”存在并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 所谓新闻体制, 就是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以及由它们所规范的、使之不断再生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这个体制在新闻实践的活动中得以延续和再生, 并且通过新闻实践, 表现贯穿其中并成为其基础的统治意识形态。[27 ]

有些学者将我国的新闻体制概括为“指令型媒介体制”。这一概括反映了对学者们称为“既定新闻观念”以及我国新闻业一整套“常规化”新闻实践的分析.[28 ]

所谓“既定新闻观念”, 指的是统领新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范式, 它包含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原则和规范。定义现存体制的范式包括党的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基本原则, 以及建立于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在长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党的新闻事业”的行为规范。它们确定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实践活动, 从而使这些实践活动成为现存体制的基本构成因素。这些实践包括“政治家办报”; 政府出资办报; 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 是公布和解释党的政策与路线的权威; 新闻采写接受各级党委或党的领导干部的指导或约束, 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新闻稿在发稿前经过部主任和值班副总编审稿, 重要的头版要经过总编三级审稿等等。

新闻改革并不是要以新的体制取代所有这些原则和实践, 而是要改变实现我国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的机制。这一论断有历史的证据。首先, 中国的新闻改革在“拨乱反正”的呼声中开始, 改革的起步是“恢复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29 ]其次, 到了九十年代,“引进市场机制”成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增强党的新闻事业”的改革步骤。

由此可见,“新闻改革”得以展开的空间有着明确的限定。历届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新闻媒介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基本原则。[30 ]同样得到强调的是, 新闻媒介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这些不属于改革中“应当讨论”的理论问题,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这些基本原则才是应当探讨的。在实际操作上,坚持党的领导是增强新闻媒介的宏观规范与管理的基本出发点。[31 ]李瑞环在1989 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对此作了明确说明。他说:“新闻改革如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 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 而是怎样改的问题。应该指出, 这种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32 ]这段话清楚地概括了新闻改革必须遵循的规矩。

不但新闻事业的管理层这么构思改革, 而且很多我访问过的新闻工作者也这么执行改革措施。在实地调查中, 我不止一次遇到新闻工作者向我阐述党、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有位资深编辑用很“市场化”的语言说:“这报纸是党的, 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党是老板, 我是雇员, (接受党的领导) 理所应当。”还有一位编辑向我这么解释从事新闻工作的思想原则:“政治第一, 新闻第二; 宣传第一, 传播第二”。还有不少新闻工作者在评论他们的总编辑或部主任时, 喜欢采用“能把握好方向”这一标准。另外一个生动的表述是, 办报(新闻制作之整体亦如此) 要做到“二老(老干部、老百姓) 满意”或“两头满意”。这些表述虽然不够准确, 而且未必全面, 但是它们幽默生动, 表明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新闻改革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可见, 对改革的决策者来说,“新闻改革”并不是旨在以某一个已知的体制替换现存的体制, 而是在现存体制的基本框架内, 引进一些充分体现这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我在后面还将具体论及, 对改革的实际执行者来说,“新闻改革”是为了提高现存体制运作的灵活程度和它对“非常规”活动的容纳程度。因此, 目前的新闻改革是一个既有变又有不变的过程, 是一个改变现存体制中的某些机制以使这一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内继续发展的过程。用本文的术语来说, 新闻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现存体制的内部空间, 是对这一体制的改造。

“上”与“下”合作
作为改革开放之一部分, 我国新闻实践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33 ]这些变化的最初起因是对“文革”期间极左新闻思想和实践的反弹, 概括地表现为“拨乱反正”和“恢复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等口号以及在此口号下出现的一系列新闻制作实践的改变, 如反对假、大、空, 强调新闻的“新、短、多、广”, 以事实说话, 恢复批评报道等。[34 ]

这些最初的改革促进了“信息”与“传播”等概念的引入和对新闻“商品性”的重新讨论,并因此而开始了变革现行新闻体制的探索。对新闻体制变革的探索也反映了1984 年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必然改变新闻媒介生存的政治经济环境, 新闻体制的改革也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必须看到, 探讨新闻体制的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常的表述是, 有关新闻体制改革的议题“敏感度很高”。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各方面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对“不变”之原则有不同理解, 并由此产生出对改革内容和目的的不同理解。八十年代初以来关于新闻改革的讨论和实行所经历的几次迂回曲折, 反映这些理解上的差异。[35 ]

在社会变革时期, 面对大环境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 实践主体会通过自己的实践, 最大限度地限制它们的作用, 方法之一是上与下寻求合作。我国新闻改革中的上下合作具有这样一些先决条件: (1) 中央未对新闻改革提出一个完整的目标体制的方案; (2) 新闻体制改革必须在前面提到的原则范围内展开,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3) 改革开放的气氛, 尤其是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气氛激发新闻工作者抓紧机遇, 探索改革之路。在这些条件下, 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也因此来自新闻从业人员的“创意”。它们常常以“非常规”实践的形式出现, 经过在“不变”的限定空间内的社会磋商, 有些予以淘汰, 有些得以保留。

所谓合作, 即是说双方出于各自的思考角度, 共同策划改革的行动, 以提高改革措施的可行性和迅即效益, 同时也降低“敏感程度”, 即主体的行动不被认为有悖于党的新闻事业之基本原则。这种合作在改革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二老满意”的行为准则。

“合作”的关键之一是新闻改革主体的“上层”与“下层”确认各自关注重点的重合之处,并“商议”在此处所能达成的妥协性措施。这里说的“商议”是源自“象征互动”理论。[36 ]它以比喻的形式表述不同行动主体之间思想的交流, 它是一个社会过程, 包括但不仅指个人的面对面交谈。这种“商议”活动在社会的“公共领域”展开, 具体而言, 此处指的是各种新闻理论与业务的研讨、关系到媒介的各种政策的讨论、新闻工作者相互间信息的交流等。“商议”指的是特定的社会行为, 有别于激烈的、正面冲突型的社会行为。

但是,“商议”的概念并不代表上、下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恰恰相反, 这种商议以新闻从业人员认可官方所定义的基本原则为前提条件。[37 ]因此, 这种商议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下面“突破”一些原有的框框, 即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 上面把握方向, 以意识形态、政治、行政、经济, 甚至法律手段认可某些“突破”, 否决另一些“突破”。我用“商议”这一概念为的是强调宏观控制与微观行为这两方面的互为因果, 我们不可忽略这一概念的局限, 因为它不能准确表达新闻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限定与党的领导。

我们可以媒介恢复刊播广告的过程为例。新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是为新闻媒介组织“断奶”, 即政府以“事业单位, 企业管理”为原则, 中止为新闻媒介单位提供经营经费, 使得媒介单位必须自谋生路。这一举措的最初推动力就来自上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需要减轻巨额财政赤字, 另一方面新闻媒介单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后产生了“扩大自主权”的呼声。这两种力量的上压与下推导致了这一个在主导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妥协。称之为妥协是因为, 首先, 实行这一举措并不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 新闻媒介可以作为赢利单位在市场环境内运作, 而且当时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 其次, 在实行这一举措的同时, 党的领导人不断强调, 新闻从业人员也认可, 新闻媒介单位与物质生产单位不同, 物质生产与“精神”(即文化产品) 生产不同, 所以,“断奶”并非削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但是, 这一措施给新闻媒介单位带来了自身发展的动力。当新闻单位走上自谋生路的“梁山”之后, 它们面临的是铁的经济规律。很多新闻单位面临筹措资金给员工发奖金、办福利、分房子等实际问题。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 刚刚恢复的中国广告业为它们提供了一条活路。有学者研究指出, 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压力, 上海的两家媒介于1979 年初开始刊播广告, 行动之前并没有报批, 是一次“非常规”举动。[38 ]但是, 在新闻媒介已经需要自谋生路的情况下, 这一“非常规”活动很快得到了中宣部的首肯。

“临场发挥”
上、下“商议”的实践表现是什么呢? 是“临场发挥”的行为形式。[39 ]具体地说, 就是新闻媒介单位分析自己面临的各种在改革中凸显出来的矛盾, 根据各地、各单位, 和某一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况, 决定与宏观管理机构“商议”的策略。这中间包括了对现行新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置于特定的场景, 给予具体解释。也就是说, 新闻从业人员将他们面临的行为场景具体化和区域化, 并在这样规划出来的活动空间内, 重新建构“党的新闻事业”的具体实践形态, 利用现实生态环境中的种种张力和矛盾, 设计出可迅即见效的行为, 达到既不违背党的意识形态原则又取得实际利益的目的。

在现阶段, 由于“摸索”还占主导地位,“非常规”的实践自然鱼龙混杂。但是, 无论我们怎么从职业道德方面评判它们, 它们都比“常规化”的实践更反映改革的力度, 更代表了新闻改革中的“变”。由于是“摸索”,“临场发挥”型的改革行为必然带有临时、短视、缺乏总体规划的特点。至少在现阶段, 它们还缺乏新闻专业化原则与理论框架的整合。这类的行为也往往更多地表现于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 更多地集中于经营领域。

这一行为方式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一个实例比较生动地体现了“临场发挥”的主要特点。某省有一个大型烟草公司, 生产一种以该省的著名旅游景点为名的香烟。1995 年初, 也就是在中国的《广告法》正式实施不久, 该公司与某党报联系, 要刊载一个整版广告, 其内容为这个旅游景点的画面和广告语∶“游××, 不吸烟”。该报的负责人明白,《广告法》明文禁止媒介刊播烟草制品的广告, 而这家广告主愿为这幅广告出价17 万元人民币。考虑之后, 该报负责人决定刊载这幅广告。他说:“这机会太好了, 不能放弃”。事后, 他请教一位著名广告学者:“如果工商局对刊登这幅广告有质疑, 我怎么依据《广告法》来解释?”

这个例子显示,“临场发挥”的直接动力来自行动主体心理状态与大环境的互动。可能新闻从业人员都希望“把握时机”, 希望在特定环境下干成一些可能办到的事。因此,“临场发挥”显示出某些“打擦边球”的特征。但是,“临场发挥”的概念并不预设行为主体与权力中心的对立关系, 这是它与“打擦边球”这一概念根本的理论区别。“临场发挥”的概念强调, 在改革过程中, 探索是必然的, 而探索的根本内容就在于摆脱“常规化”实践框架的局限, 试行一些“非常规”的或“创新”的实践。其中某些“非常规”实践可能在现存的体制内得以再生。这就说明它与现存体制的基本原则吻合, 有可能转换为“常规化”的实践。[40 ]新闻从业人员似乎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同时, 他们也认识到, 在新闻改革中他们与党和政府具有“共创”新闻改革大业这样的社会关系。

由于改革环境的非确定性,“临场发挥”也是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制作、处理与其他相关社会行动者(如消息源、赞助单位、纸厂、印刷厂、交通管理人员等) 之关系的行为方式。即使在新闻媒介组织内部,“临场发挥”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组织内部的日常运作很大部分是“常规化”了的。譬如说, 某家报社几乎每年都重新组合它的编采部门, 为的是适应版面变化的需要。该报还有一个“机动记者组”, 为的是能够随时谴派有经验的记者采写突发新闻。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实践个体的短视行为,“临场发挥”而形成的“非常规”行为只能是有限的“创新”。“有限创新”(bounded innovat ion s) 这一概念强调改革举措由于受现存体制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 与被改的传统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41 ] 这种制约不仅来自提出和形成改革举措的过程, 也来自执行改革方案之过程。经过与现存体制和推行改革的各种政治活动的“磨合”, 真正实行的改革举措必然是某种形式的妥协。新闻从业人员都充分认识到任何改革措施所面临的限制, 也认识到他们对改革的思考受到当前环境的限制, 因此,“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成为他们常常用来鼓励自己和同事的词汇。

“临场发挥”也会造成新闻表现中的“漏洞”。由于新闻制作过程中主体行为的短视和局部性, 他们所制作的新闻报道难免支离破碎, [42 ] 即就观点和报道角度来说, 新闻现实缺乏整合。自然, 这些判断需要实证的论证, 也就是说需要对新闻媒介的内容作出系统的分析。但是, 我们可以从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新闻制作行为中看出端倪。某报经过“常规”的途径采写了一篇某高级知识分子偷税漏税的报道。说采写的途径“常规”, 即是说采写这一题目经过了有关部主任的同意, 负责副总编的批准, 稿件经过了“三级审稿”的渠道而见报。但是, 报道刊出后, 市政府宣传部门的某负责人提出异议, 说这样的报道会“打击”知识分子对市场改革的
信心。负责采写此稿的编辑、记者不得不写检查。

这种意想不到的“触礁”使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觉得无所适从, 也使有些新闻从业人员怀有一定的“投机”心理。譬如, 某报社的一位资深记者这么向年轻记者传授经验:“你不能等领导来命令你干这干那, 你要主动抓题材⋯⋯你如果主动一些⋯⋯等你稿子满了, 看他需要的时候, 先攒一篇上去, 不要让他下了命令。”经常, 记者、编辑们采写一篇报道的开始是揣摩到了“上面”的精神, 同时又有获取经济实利的可能。必须指出的是, 经济实利在决定新闻采写的题材、角度、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在下一节再详细探讨这一点。在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 在市场没有规范化之前, 获取经济实利也需要“临场发挥”。用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术语说, 他们需要出门“走穴”, 亦即寻访新闻素材和经济利益(如拉“赞助”或广告)。自然, 新闻生产的过程需要灵活性, 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根据突发情况“随机应变”的空间。但那是对新闻工作者要面临千变万化的世界而言。我在这里所说的“临场发挥”却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 是新闻从业人员利用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开展其工作的形式, 也是受他们与上层“合作”者之间在权力阶梯上不平等的地位所决定的行为特征。

空间重构
所谓“体制改造”, 即是重构现存体制内的空间。所谓体制内的空间, 指的是现存体制内在的灵活程度和容纳“非常规”实践活动的能力。这个空间是理论的构筑, 而不是实体的自然空间。但是, 它又具有现实性, 因为任何实践行为都展开于某一体制内, 实践行为必须有实体空间和时间作为“容器”或支撑。

“体制改造”论的空间重构这一概念具有下列社会学的理论前提。首先, 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发生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 即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场景, 或者说是体制内各种关系的某交合点。体制由这些具体场景下的实践活动构成。其次, 体制包括了“机构”间的关联, 这些关联“织”成一个具有等级阶梯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核心构成或最高点是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 具体到新闻体制, 就是“既定新闻观念”。不同新闻媒介单位和新闻工作者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上的“点”, 与网络的核心具有空间上不等的距离, 这种差异可表述为“中心”与“边缘”的区别。第三, 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维持体制的社会实在性并再生现有体制。任何体制都具有不同幅度的内部空间, 以延续“常规化”的实践、诱发并“驯化”(即吸收)“非常规”实践, [43 ]并在这个空间的不断重构中演变。

很多我所访问的新闻从业人员具有这里所表述的“体制内空间”的意识。他们经常说, 这个体制内有“活动的余地”, 或要在政策保障的空间内“做好文章”。他们也具有清醒的“空间重构”的意识, 而且往往是从行动者的角度谈论这个议题。譬如, 他们常说要“开辟新领域”、“开发新市场”、“开拓新渠道”等等。因此, 新闻改革的空间重构正是改革的主体们所采用的思维框架。运用这样的思维框架, 新闻从业人员采用了很多具有空间重构意义的行动, 譬如,媒介单位重组编辑、采访部门(如为了集中采访“突发新闻”的力量, 成立“新闻中心”或“采访中心”) ; 增设或改造某些职能部门(如扩大发行科、处或将其转换为发行公司, 建立广告部或将原来的广告部改为公司) ; 创建新的赢利部门(如建立“多种经营”的管理部门和创办公司) ; 开拓与企业或地方政府的新型关系(如投资某些企业、共同开发某一项目) ; 开辟新的发行空间(如报纸发展超越本地区的发行、电视节目上卫星)。在这方面, 具有创新意味的行动名目繁多, 不一而足。

新闻改革中的这种“空间重构”具有两大特点。首先是“边缘突破”, 其次是以经营为基础。这二者相辅相成, 构成“中心”与“边缘”一种独具风格的互动。[44 ]

所谓“边缘突破”就是说改革的行动往往首先在距离“党的新闻事业”原则这一核心较远、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的地带展开, 同时, 新的所谓“边缘地带”又通过改革行动不断地被开拓出来。这种“边缘突破”表现于很多方面。譬如,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在十多年的新闻改革中基本上保持不变, 但是, 该台的所谓“娱乐性”或“服务性”节目却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断有新动作。在地方电台和电视台, 情况大致差不多。电视台的“非黄金时段”是“边缘”的一个具体表现。譬如, 中央电视台很有影响的“东方时空”节目在非黄金时段首先开播,形成影响后才进入黄金时段。报纸行业在这方面更是招数频出。他们先是在扩大“信息量”和“报道面”的旗帜下扩版, 由原来全国一律的四版, 增加到八版或更多, 而新增的版面几乎全部集中于突出“娱乐”、“服务”、和“特色”, 包括各种题目或地方的专版。其次是许多机关报开始出版发行辅助性的小报、刊物、文摘报、周末版或周末报。譬如《中国体育报》办起了《中国足球报》,《健与美》杂志等; 国家新闻与出版署的机关报《新闻出版报》办起了《中华周末》;《北京青年报》在从周报到日报突进的过程中, 设计出《青年周末》、《新闻周刊》, 并在每期的《新闻周刊》内开辟《汽车专版》和《电脑专版》等。曾几何时, 报业出现的“文摘热”,“周末热”等, 都属于这类“边缘突破”的行为。

这种内容安排上的“边缘突破”往往伴随着新闻媒介经营手段的突破, 而且借助于获取实际效益这一目的之推动。新的版面或节目形式之设计, 往往是为了诉求于某一部分受众。这部分受众具有市场效应, 即他们的分布相对集中, 基本上在都市, 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而且其整体消费能力具有相当的规模。广告商或广告主们所希望的就是将其产品信息送抵这些人, 并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新闻单位以这样的受众群为诉求, 征求广告、争取赞助。对于不少媒介单位, 新辟的这些边缘往往是他们获取较高经济效益的“中心”, 也是媒介经营改革的实践者们关注的“中心”。

“补偿网络”[ 45 ]
这些行为的社会学意义之一是重组新闻媒介单位与其他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是这种由实践行为编织的社会关系使体制内空间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现实性。因此, 重组这种社会关系是“空间重构”的另一个方面。

经过重组的社会关系建立于市场交换基础上, 即新闻媒介单位利用自己拥有的版面与频道(或播出时间) , 与企业或其他实体互相利用, 分享经济发展的效益。新闻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形态因此而改变, 它们不再靠“皇粮”, 而是靠自己孜孜不倦地构筑以钱财为流通媒体的社会网络。目前, 在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这一网络的运行并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予以规范, 而往往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相互信赖, 譬如同学、同乡、以前的同事、人情的互换等。也就是说, 联结这一网络的是某种尚未规范并且易变的权力关系, 是由“实践的交互性”原则所制约的权力关系。[46 ] 在这里, 权力关系指的是社会行为者之间由于各自拥有的资源或角色规定而形成的互为可能, 并在这一互为可能的范围内的相互支配。而所谓的“实践的交互性”则是说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行动与其他在同一体系内的个体的行动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有了这些内容, 新闻改革重构的网络才具有足够的“整合性”。

在这里, 我称上述网络为“补偿网络”。所谓“补偿网络”与新闻的“事实性网络”紧密相关。[47 ]在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研究中, 学者们力图从新闻制作过程来考察新闻从业人员确定新闻的客观事实之过程。他们发现, 新闻的客观实在需要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确定, 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通过访问并引用可靠与权威的新闻源来审核新闻事件的事实性。因此, 学者们认为, 新闻所构造的现实具有社会性, 赋予这一社会现实真实性的是新闻从业人员制作新闻过程中所倚赖的社会关系, 以及社会对这种社会关系在事实审核过程中之权威的认可。这样的社会关系即新闻的“事实性网络”。可以想见, 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作为专业人员与新闻源之间的关系, 新闻所构筑的社会现实之完整和“真实”程度也就取决于这种关系的包容和严密程度。[48 ]

作为一个分析的概念,“补偿网络”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经济资源的控制与新闻现实之间的关系∶新闻单位获取经济资源的领域容易受到新闻媒介的青睐, 容易有专门的节目或版面予以反映, 而缺乏这种经济资源的领域容易被忽略, 甚至不在媒介中存在。譬如, 广东省电台建立了“城市之音”节目与广州台争夺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听众; 都市报纸, 包括《广州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日报》等, 其广告收入远远超过全国或全省发行的报纸。由于农村新闻的“含金量”太低, 而媒介单位缺乏内部“补偿”这方面报道的资源, 结果导致农村和缺乏经济能力的社会阶层就从目前很“火”的新闻媒介中“淡出”。这种被新闻表现所“遗忘”的现实世界, 就是前面所说的新闻表现的“漏洞”。

如果仅有这一点, 尚不足以说明“补偿网络”之作用。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关系网之权力关系还表现在这一网络有很强的随意性。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从业人员是否在某一领域“碰巧”有“关系”, 或是否“打通了关系”。而建立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从业人员“临场发挥”的行为。对一家新闻单位来说, 它的新闻从业人员和广告业务员尚未建立起“关系”的领域在它的报道中很难有醒目的表现。因此, 新闻报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就受制于“补偿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它的疏密程度。

从新闻报道内容与经济关系的这些联系来看,“补偿网络”是“事实性网络”在中国新闻改革目前阶段的特殊表现, 其条件就是各家新闻单位都面临生存的危机, 新闻制作专业化的基本框架没有确立。[49 ]这是对所谓的“金元新闻”或“有偿新闻”[50 ] 的社会学诠释。同时,通过描述“补偿网络”的形成及其与“事实性网络”之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到, 新闻主体在体制内的活动空间与他们所构筑的新闻现实的空间是密切相关的。

象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在充满未知数的改革大环境内, 新闻改革的主体需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象征资源, 以提高他们改革成果的“可预测”程度。所谓象征资源, [ 51 ] 在这里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其实践活动的概念和话语表述, 也就是新闻从业人员赖以思考和叙说其改革行为的概念和词语。[52 ]

将这些概念或词汇称为“象征资源”的起始假设之一是, 新闻从业人员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行为, 行为是其意识的社会表现。同时, 他们又需要采用特定的符号或象征, 以表述他们的行为所代表的意识。象征资源具有认知层面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社会现实的存在, 因为, 它们通过主体的活动和互动而体现并再生, 同时又成为主体之行为生长和变异的沃土。因此, 对于行为主体来说, 它们具有资源的意义。[53 ]

象征资源既可以来自本土, 也可以从“外”引进, 譬如“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信息”、“传播”等概念。象征资源是活生生的, 因为它通过主体的活动而体现; 同时, 由于主体的能动作用, 他们的活动具有此时此地的具体和创新层面, 即主体可以将象征资源在特定的场景下具体化或将其变异。通过这一方式, 象征资源的成份不断孽生、繁衍、和更新。

对于我国新闻从业人员来说, 最重要的象征资源的储藏是定义“党的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和历年来对这些基本原则的阐述。在改革过程中, 一些新的象征表述开始被引进我国,尤其是“传播”和“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在八十年代初, 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在我国新闻界确实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它们的引进使得新闻媒介刊播广告和所谓的“纯”娱乐理所应当地成为党的新闻事业之一部分。与这些引进的符号表述几乎同时迸发(或者说是相互激发) 的, 是一些经久不衰的争论, 其内容是如何体现一些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 如新闻的“党性”、新闻的商品性、新闻的“本质真实性”等。[54 ]这些争论与
引进的象征表述相互作用, 形成了具有积累深厚的改革型象征资源。

改革型象征资源的“思想解放”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传统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新闻实践的原则和概念不再具有“自然”的形态, 而还原为其社会和历史的形态。也就是说, 它们是社会主体对于相对稳定的实践的归纳, 而不是天然的客观存在。第二, 据此形成的“常规化”实践活动中, 有些已不再“适应”新闻对象变化的现实, 新的“非常规”活动成为必需, 因此才有我在前面所谈的特殊形式的“非常规”活动。

在改革型象征资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既定新闻观念”, 引进或新起的概念和话语表述必须有一个与主导象征表述“磨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 是一个扬弃不符合主导意识形态成份的过程, 也是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段某些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概念及其表述共存的时间。譬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是当前极为活跃的政治词汇, 也是新闻从业人员最有用的专业词汇,原因在于它们是“开放”的文本(open tex t) , 经常与“党的新闻事业”、“办好党报”、“加强党的领导”相互映照, 成为新闻从业人员论证其“非常规”实践活动的话语成份。与此同时, 这些概念的范畴变异很大, 一些被用来表述具体改革举措的概念和词汇, 譬如“体制转轨”、“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等, 有时与这些政治词汇同时使用, 相互注释。而在不同的场合下, 这些概念和词汇又会被认为“太敏感”,“不宜使用”或“不宜强调”。在最近一次有广东的广播界主要人士参加的研讨会上, 有些台长们着意讨论了广播电台作为“喉舌”的政治职能与作为“产业”的市场职能之间的矛盾。当有位学者提出中国广播电视媒介“产业化”的课题时, [55 ]有些与会的新闻界专业人士却强调, 产业型经营在开展, 但是不宜提“产业化”, 因为一提“化”就会冲淡了“喉舌”的政治职能。这个例子说明, 新闻改革的象征资源内部存在着“磨合”式的冲突。

在这样充满矛盾的状态下, 新闻从业人员的“非常规”实践行为除了具有“临场发挥”的特点外, 还具有多意性, 即可以通过现有的象征表述论证其正当性。由于环境的特点, 新闻从业人员也必须熟悉改革型象征资源, 以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活动空间, 同时又保护自己。也就是说, 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有敏锐的觉察力, 熟悉各种貌似矛盾的概念与表述之间的相吻合之处, 并能够用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和论证自己“非常规”行为。象征资源是否广泛,新闻从业人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如运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媒介单位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的活动空间。

有很多表现新闻从业人员开发和利用象征资源的实例。譬如, 前面谈到在媒介恢复刊登广告的过程中, 上海的某些新闻单位“冒险”先行。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冒险”的出现事前已有不少铺垫。首先是观念上新闻媒介可以刊播“信息”这一突破, 其次是“新闻宣传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这一原则的确立, 再次有《人民日报》刊载新闻形式的“经济信息”这一行动的牵引。[56 ]这些铺垫, 就是对象征资源的利用。由于有了这些铺垫, 媒介恢复刊播广告, 水到渠成, 具有可预测的成果。

开发和利用象征资源也意味着迸发行动的“点子”或“设计”。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 我感到, 新闻改革的很多具体做法都有从国外或外地得到启发的成份。譬如说,《北京青年报》是北京最早设立问卷调查专版的报纸之一, 由于每周一次的频率, 它的问卷调查版名声也最响。这一专版的编辑们是从国外引进了“精确新闻”的概念, 并用这一概念来命名这一专版。再譬如,《广州日报》总编辑在谈论成立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时, 所引用的例子也是外来的。他说:“报业集团在国外已有百年的历史”。[57 ] 这些例子体现了象征资源的“解放”作用。与此同时, 新闻改革的行动者们充分理解需要从我国的实情出发, 利用象征资源改造引进的“点子”或“设计”, 使之符合我国新闻改革之生态环境。

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行业, 象征资源的开发是形成新的新闻实践的必要条件, 更重要的, 它还是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正名”“非常规”实践所必需。这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方面, 即构筑“非常规”实践和形成新的“常规化”实践的过程。所谓“正名”, 在这里指的是通过话语, 论证某一实践的正当性, 包括合理与合法, 也就是连接某一实践活动的“理由”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因此, 这种“构筑”的过程具有理性的特点, 即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认识到现存体制内的张力和冲突,“管理”自己的话语空间, 构筑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阐释纲目”, 从而将这些张力和冲突转换成为利于他们改革行为的能量。

譬如, 我曾问某位党的机关报负责人, 为什么党报需要走向市场? 他回答道:“⋯⋯如果我们不走上市场, 我们就没有动力推动我们提高报纸的质量, 我们的发行就上不去, 我们的广告收入就上不去。发行上不去, 你怎么说它是一份有影响的党的机关报呢?”很明显, 在这一“阐释框架”内,“党的新闻事业”之话语体系与“市场经济”之话语体系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 即党的政策与宣传口径为报纸的意识形态“定位”, 市场竞争则推动报纸增强读者诉求的力度, 市场经济成为增强党的新闻事业的一个机制。

这种话语管理是为了“正当化”“非常规”新闻实践。所谓“正当化”, 亦可译做“正常化”或“合法化”。用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的话来说, [58 ]“正当化”就是主体参与制度化其行为的过程, 因为主体的话语具有“论证”“非常规”实践的作用。显然, 在当前的新闻改革过程中, 由于“常规化”与各种“非常规”实践混杂, 通过话语管理予以“整合”更成为必需; 同时, 这种“整合”是具体的、场景独特的, 也就是说, 现在尚不存在一个达到“整合”的定式, 仍然是“抽象原
则”在具体场合下的“具体运用”。

但是, 从象征资源的利用角度来讲, 所有通过话语的“整合”之所以可能, 在于它们汲取同一个权威象征资源。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威, 也是过去(即历史) 作为象征资源所赋予的权威。[59 ] 具体来讲, 这一权威象征资源落实到了三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路线; 邓小平1992 年初南巡讲话所说的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和邓小平关于改革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60 ]这三条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威, 同时又隐含着内在的张力。因此, 在政治气候不同的情况下, 它们各自的被强调程度会有某些变化, 结果就是话语环境时紧时松的来回摇摆。[61 ]

结语与讨论
我在本文所做的只是对我国新闻改革中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特征作出理论的描述, 希望通过这一描述表现观察新闻改革的一个理论角度, 这就是将改革实践看作新闻体制改造的动态过程。[62 ]

从这一视角来看, 我国的新闻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 是在变中求不变, 即现存体制的基本原则不变, 采纳改革的举措是为了维护这些基本原则; 新闻实践的主体必须接受这一基本限定, 以此获取新闻改革的参与权。其次, 整合这些基本原则与“非常规”的改革实践只能在摸索中进行, 因为, 改革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整体框架, 又缺乏历史先例。在这样的条件下, 改革的进程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63 ] 于是, 开展改革需要上层主管与新闻从业人员的共同参与, 需要新闻从业人员“临场发挥”。

“体制改造”实际上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单位作为社会个体与现存新闻体制之间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与体制之间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机械的因果关系, 它们之间互为条件, 相互制约, 同时又相互刺激。在改革过程中, 新闻从业人员利用现存体制内的矛盾与冲突, 开拓他们在体制内从事“非常规”活动的空间。这些活动虽然以“临场发挥”的方式展开, 但是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灵活运用象征资源将它们阐释于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内, 以此将这些活动合理化、正当化。在这么做的同时, 他们也参与了巩固现存体制的基本原则的过程。这种实践是在变革现存体制, 但不是简单地从这一体制转换到另一个已经设计好的体制, 而是重组现存新闻体制中的关系, 变革现存体制中的游戏规则, 使之运作更为自如。

这么概括新闻改革中的体制变革不等于说现存新闻体制的核心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体制改造”理论强调“互动”。在新闻改革的主体维护现存体制、“驯化”或吸收“非常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这一体制的核心原则也在发生变化, 包括它们表现形态和实际内容。譬如,“党的新闻事业”在“文革”时期意味着以《人民日报》为唯一办报模式, 要求“千人一面”的新闻报道; 在改革的历史条件下却意味着“以党报为龙头”, 通过“社会主义报业集团”的经营形式“兼并”其他报刊。[64 ]再譬如,“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在改革的历史条件下意味着要有“企业家的开拓精神”, [65 ] 要能够“从市场上获得雄厚的经济效益”。[66 ]“体制改造”理论框架将这种现存体制的“基本原则”之更新和变化看作体制变革的一部分, 并通过“空间重构”的概念将这一变化表述出来。在这个表述中, 没有任何原则是僵死的, 也没有脱离具体实践活动的抽象原则。同样地, 变革不会是“空穴来风”, 它受由历史实践所构成的现存体制的制约和激发, 而改革就是开拓和重构激发新的实践的体制空间。

这样论述强调了体制变革过程的延续性和渐进性。在这一点上, 我与“和平演进论”及“制度创新论”者相通。但是, 我抛弃了“和平演进论”或“制度创新论”假设的现存体制与“市场主导体制”的逻辑对立, 也抛弃了对这两种体制在历史长河中有时间先后的假设。我更强调“原则”由实践活动赋予内容这一理论原理。[67 ]基于这一点, 我更强调我国新闻改革过程中, 改革的主体对“不变”的原则和规范的系统强调和有意识坚持, 并将此视为观察和理解我国新闻改革的出发点。体制变革被看作是对现行体制做健身手术, 并通过“非常规”实践给其注入新的生命。

通过“临场发挥”、“非常规”实践、“象征资源”等概念, 我还突出强调新闻从业人员作为行为主体在体制变革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在此, 体制变革被描述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一个由个体的微观行为构成体制的宏观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些概念, 我希望达到理论构筑上“微观”与“宏观”的整合。[68 ]

这里, 我还面临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在没有描述新闻实践的变化和新闻事业的各项规范、政策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 如何能说明本文所描述的新闻实践的特征与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呢? 对此, 我希望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首先, 体制在我的视野里, 不仅是正式成文的规范、政策、结构, 而且更重要的是行为者的“默契”或“默许”, 以及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互为条件。成文的规定是对于这种非正式、无所不在的“社会理解”的固化。因此, 虽然追溯正式条文的演变很有意义, 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体制变革的独特视角, 但是, 研究体制变革不能局限于此, 而且要考察非正式的“社会理解”的变。

其次, 正式的条文自身不具备演变的力量, 而行为主体的实践具备这种力量。因此, 体制变革往往首先在行为主体的实践中萌芽, 正式的条文往往首先以非正式的“默契”或“默许”而存在。条文相对“僵化”, 实践更加活泛。更何况, 离开了实践活动, 条文只是空洞的抽象。因此, 为体现改革的动态, 我们应当描述新闻实践的变革, 体现主体的创造性。这是我的视角, 也是我的局限。如果有学者能够整合我的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与对于正式条文的演变的历史和文献的分析, 那将会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我国体制变革的图画。

第二个问题是, 这里表述的“体制改造”模式是否仅仅适合于我国的新闻改革, 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意义? 我的回答是,“体制改造”模式广泛适用, 因为我所采纳的语言和概念来自现有社会学理论, 其中大部分来自解释一般社会过程的理论。可以说, 我的理论视野并不仅仅在我国的新闻生产过程。我认为, 除了革命型的社会变革之外, 任何具有连续和渐进形态的体制变革, 都经历我在此所描述的动态。但是, 这一动态的具体内涵和上述各个方面的侧重程度会有不同, 反映不同改革实践所处的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不就此深入探讨, 而只希望指出, 我们可以本文所提出的“体制改造”的理论概念为工具, 分析法律、教育、电影等各个体制的变革过程。

第三个问题是, 我在本文的分析有什么现实意义? 也就是说, 它对我国新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哪些启示? 由于篇幅有限, 我在此仅列举四个方面:

首先, 新闻改革的发展有赖于新闻工作者和媒介管理人员的创新, 鼓励第一线人士的创新是唯一的出路;

其次, 新闻改革的发展必须增强改革大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 以减少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短期行为;

第三, 新闻改革需要理顺新闻媒介单位与投资者、广告商及其他控制经济资源的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角色,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 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源的关系, 以及新闻媒介单位与掌握和分配经济资源单位的关系, 以减少新闻表现范围和内容对于资源流通渠道的过份倚赖;

第四, 新闻改革应当鼓励新闻与媒介的研究人员、实践人士和政策制订者之间更加广泛的讨论, 鼓励新闻工作人员的专业化, 达到新闻工作者用专业伦理道德自律。


资料来源
[ 1 ]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提法也很多, 主要有: 陈怀林、黄煜,“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商业化非均衡发展
之研究”,《新闻学研究》1996 年53 集, 191～ 208 页; 黄升民,“产业化背景下广播媒介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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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报业与集团化”,《新闻传播论坛》1996 年1 期, 76～ 81 页; 崔恩卿,“关于地方青年报刊当
前发展的思考”,《中国报刊月报》1996 年6 月号, 18～ 22 页。
[2 ]　见Huang Yu, “Peaceful evo lut ion: The case of television refo rm in po st～M ao Ch ina, ”M ed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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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制度研究”, 载陈韬文、朱立、潘忠党(合编) ,《传播与市场经济》(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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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ices of Ch ina: T he interp lay of p olitics and jou rnalism (N ew Yo rk: The Guilfo rd P ress,
1990, pp1 33～ 68) ; ”St riving fo r p redictability: The bureaucrat izat ion of media management in
Ch ina, " In C1 C1 L ee (Ed1) , Ch ina media, media Ch ina (Boulder, CO: W estview P ress,
1994, pp1 113～ 128) 1
[4 ]　例如胡瑞宁,“论禁止‘有偿新闻’”,《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1 期, 25～ 29 页; 吴海
民,《金元新闻》(北京: 花艺出版社, 1994) ; 刘峰,“‘有偿新闻’的现象分析及对策初探”《新闻出
版导刊(济南) 》, 1993 年3 月号, 9～ 10 页。
[ 5 ]　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包括: 梁衡,“论报纸走向市场”,《新闻记者》1992 年12 月号, 10～ 13 页;
“论政治家办报”,《新闻战线》1996 年2 月号, 7～ 9 页; 宋克明,“我国新闻事业管理体制和报社
总编辑职责”,《新闻记者》1994 年2 月号, 7～ 10 页; 徐光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
工作如何改革”,《新闻编采》1994 年6 月号, 4～ 8 页; 童兵,“市场经济: 中国新闻界的新课题”,
《新闻知识》, 1993 年3 月号, 4～ 7 页。
[6 ]　李良容,“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 年春季号, 3～ 8 页; 孙旭培,《新闻
学新论》(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7 ]　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运用各种观点或体制原则作为分析的参照物。确定参照物, 以相对于这些
参照物的比较语言表述自己的观察, 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参见Charles C1 Ra2
gin, T he comp arative m ethod: M ov ing bey 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 ies (Berkeley,
CA: U 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1987) 1
[ 8 ]　由于篇幅有限, 我不在此具体交代实地调查的过程。简单地说, 我采取的是人类学中田野作业的
方法, 实地观察6 家媒介的运作, 依靠“知情者”( info rmant) , 包括新闻工作者和研究人员, 理解
我所观察到的现象间的关联和含义。遵循社会调查的基本道德原则, 我在本文略去了任何可能
暴露被考察单位或被访问个人的资料。希望了解我所采用的方法的人, 请参看Zhongdang Pan,
Imp rovising fo r social change: Interp ret ing Ch ina’s journalism refo rm s" , in Ch in～ Chuan L ee
(Ed1) , M oney , P ow er, and M ed ia (f orthcom ing ) ; S p atial conf ig u ration in Ch ina’s jou rnalism
ref orm s, paper p resented at the 47th A 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 ional Communicat ion
A ssociat ion, Mont real, Canada, 19971
[9 ]　Cliffo rd Geertz, T he interp retation of cu ltu res (N ew Yo rk: Basic Book s, 1973) ; W orks and
lives: T he anth rop olog ist as au thor (Stanfo rd, CA: Stanfo rd U niversity P ress, 1988) 1
[10 ] 参见Haro ld Garfinkel, S tud ies in p henom enology (Cambridge: Po lity P ress, 1984) ; A nthony
Giddens, T he constitu tion of society (B erkeley , CA: U 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1984) 1
[ 11 ] 方法论上的这些原则体现在近来崛起的批判学派、文化学派、文化人类学、和阐释社会学之研究
中, 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主观性和社会性, 也反映了对科学话语之文化和历史局限性。有关的
论述见DonaldW 1 F iske & R ichard A 1 Shw eder, M etatheo ry in social science: P lu ralism and
subjectiv ities (Ch icago, IL : U nive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1986) ; Geo rge E1M arcus &M ichael
M 1 J1 F ischer, A nth rop ology as cu ltu ral critique: A n exp erim ental m om ent in hum an sciences
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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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cago, IL : U nive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1986) ; 见前引Haro ld Garfinkel (1984) ; Cliffo rd
Geetz (1973; 1988)。
[12 ] 参见Everet t C1 Hughes, “Inst itut ions, ”in A lfredM cClung L ee (Ed1) , P rincip les of sociology
(N ew Yo rk: Barnes & Noble Book s, 1969, 125～ 185) ; Douglas No rth, Inst itut ions, institu2
tional chang e, and econom ic p erf orm ance (Cambride: CambridgeU niversity P ress, 1990) ; 及前
引A nthony Giddens (1984) 1
[13 ] 制度( inst itut ion) 在此的涵义比这一词汇在我们通常的用语中(如社会主义制度) 宽泛, 又比它具
体。制度在此不特指包含了经济基础之基本结构原则和政体结构之基本原则在内的宏观框架,
而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则, 因此, 它的所指更具体。同时, 构成社会制度之宏观框架的基本原则
也必须由社会个体的实践构成, 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 因此, 它包含的范围更广。社会制度之宏
观框架是一般意义上之“制度”的一部分。
[14 ] 见前引A thony Giddens (1984) 1
[15 ]“原始参照框架”即the p rimary frame of reference, 参见Erving Goffman, F rame analysis (N ew
Yo rk: Harper &Row , 1974)。关于制度、常规型实践与意识形态霸权(或主导) 的关系, 见A nto2
nio Gram sci, S elections f rom the P rison N otebooks (Ed1 & t rans1 by Q 1 Hoare & G1 Now ell
Sm ith, London: L aw rence &W ishart, 1971) ;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 logy: The
return of the rep ressed in media studies, " inM 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 t, James Curran,
& JaneW allaco t t (Eds1) , Cu ltu re, society and the m ed ia (London: Rout ledge, 1982, pp1 30～
90) ; Todd Git lin, T he w holew orld isw atch ing: M assm ed ia in them ak ing and unm ak ing of the
new lef t (Berkeley, CA: U 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1980) ; Charles L ew is, “M ak ing sense
of common sense: A framewo rk fo r t rack ing hegemony, ”C ritical S tud ies in M ass Comm unica2
tion 9, 1992, 277～ 2921
[ 16 ] 由于制度在“体制”中的核心作用, 以及“体制”这一中文概念的包容性, 我在本文不再区分这两
者。除特指外, 我只用“体制”这个词。这种概念使用的宽松也帮助我强调这一点: 新闻制度的改
革不可与社会组织及其关系的结构性变革相分离, 这两个方面的总和为新闻体制变革。
[ 17 ] 这里所说的“和平演进”即在英语中的peaceful evo lut ion, 传统译法为“和平演变”。我在这里换个
译法有两个目的, 一是“和平演变”在我国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词汇, 失去了理论概念应有的冷
静; 其次,“和平演变”的说法没有显示出英语中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渐进”与“提高”这样的涵义。
我在此仅取这一概念对于社会变化的理论概括, 而不取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衍生意义, 对它的
批判也完全不是意识形态的谴责, 而是指出我们常识思维会出现的误导。这种误导源自我们习
以为常的理论分析逻辑: 先构筑理论上“理想型”类别, 然后将这些类别之间的关系简化为脱离
了历史环境的逻辑对立, 再以线型“进化”描述二者之间的动态演变。
[18 ] 见前引DouglasNo rth (1990) 1
[19 ] 参见前引Zhongdang Pan (1997) ; Po lumbaum (1994) 1
[ 20 ] 方延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变与不变”,《新闻传播论坛》1996 年1
期, 63～ 75 页。
[ 21 ] 江泽民,“新闻思想战线是我们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展现”,《中国新闻年鉴1993》(北京: 中国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1～ 4 页) ;“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新闻战线》1996
年2 月号, 3～ 4 页;“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新闻战线》1996 年11 月号, 3～ 5 页; 徐光
春,“学习江泽民讲话, 做好新时期新闻工作”,《新闻战线》1996 年3 月号, 3～ 4 页; 前引梁衡
(1996)。
[22 ] 对于我国新闻体制的形成过程, 我们可从不少历史及反思类学术著作中看到, 例如, 方汉奇、张之
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 童兵,《主体与喉舌: 共和
国新闻与传播轨迹审视》(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2) ; 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 以
及前引孙旭培(1994)。虽然这些作者的意见不尽相同, 但他们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我国新闻体
制形成的这三方面思想和实践来源。
[23 ] 见前引童兵(1993)。
[ 24 ] 体现了“常规理论”的代表作有:M ark F ishman, M anuf actu ring new s (A ust in, TX: U niversity
of Texas P ress, 1980) ; 前引Todd Git lin (1980) ; Herbert J1 Gans, D ecid ing w hat’s new s
(N ew Yo rk: V intage, 1980) ; L eon V 1 Siegal, R ep orters and of f icials: T he org aniz ation and
p olitics of new sm ak ing (L exington, MA: D1 C1 Heath, 1973) ; Gaye Tuchman, M ak ing new s:
78 新闻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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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 ew Yo rk: F ree P ress)。对这一领域的综述, 见拙作,
“‘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 年3 期, 34～ 46 页)。
[25 ] 这三个概念的英语对应词是: classificat ion scheme, scrip t, interp ret ive scheme。它们来自“社会
建构主义”, 在当代认知心理学中亦占核心地位。参见Peter L 1 Berger & Thomas L uckmann,
T 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 led g e: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 led g e (N ew Yo rk: A n2
cho r Book s, 1966) ; Susan T 1 F iske & Shelley E1 Taylo r, S ocial cog nition (2nd E d 1) (N ew
Yo rk: M cGraw～ H ill, Inc1, 1991) ; John R1 A nderson, Cog nitive p sy chology and its imp lica2
tions (2nd Ed1) (N ew Yo rk: W 1 H1 F reeman & Company, 1985) 1
[ 26 ] 对于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源之间的关系, 参见前引L eon V 1 Sigal (1973) ; R ichard V 1 Ericson,
Pat riciaM 1 Baranek, Janet B1 L 1 Chan, N eg otiating control: A study of new s sou rces (To ron2
to: U niversity of To ronto P ress, 1989) ; Jay G1B lum ler &M ichael Gurevitch, "Po lit icians and
the p ress: A n essay on ro le relat ionsh ip s, " in D1D1N immo & K1 R1 Sanders (Eds1) , H and 2
book of p olitical comm unication (Beverly H ills, CA: Sage, 1981, pp1 467～ 493)。其他学者, 包
括前引Herbert Gans (1980) , Gaye Tuchman (1978) , 都详尽探讨了这一关系。
[27 ] 参见前引Todd Git lin (1980) 1
[28 ] Ch in～ Chuan L ee, “M ass media: of Ch ina and about Ch ina, ”in C1 C1 L ee (Ed1) , V oices of
Ch ina: T he interp lay of p olitics and jou rnalism (N ew Yo rk: The Guilfo rd P ress, 1990, pp1 3～
32) ; Guo～ guangW u, "Command communicat ion: The po lit ics of edito rial fo rmulat ion in the
Peop le’s Daily, ”T he Ch ina Q uarterly , S umm er, 1994, 194～ 211。关于“既定新闻观念”的论述,
见袁清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新闻观念与新闻学、新闻媒介》, 论文手稿,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系。
[29 ] 见前引李良荣(1995) ; 甘惜分,《新闻争论三十年》(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 30 ] 见前引江泽民(1993, 1996) ; 胡耀邦,“论党的新闻工作: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
报》1985 年4 月14 日。读者还可参考《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
著》等。
[31 ] 见前引宋克明(1994)。
[32 ] 转引自前引方汉奇、张之华(1995)。
[33 ] 见前引李良荣(1995) ; Judy Po lubaum (1990)。
[34 ] 见前引方汉奇、张之华(1995) ; 童兵(1994) ; 孙旭培(1994)。
[35 ] 同上。
[36 ] Herbert B lumer, S ym bolic interactionism (Berkeley, CA: U 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1969)。
[37 ] 参见前引R ichard Ericons, Pat riciaM 1 Baranek, Janet B1 L 1 Chan (1989) 1
[38 ] 见黄升民,“中国广告业的消失和复兴”, 载陈韬文、朱立、潘忠党(合编) ,《传播与市场经济》(即将
出版)。
[ 39 ] 见A nn StasiaA nagno st, H eg em ony and the imp rov isation of resistance (Ph1D1D issertat ion, U 2
niversity ofM ich igan, 1985) 1
[ 40 ] 参见Dan Berkow itz, “Non～ rout ine new s and new swo rk: Exp lo ring w hat～ a～ sto ry, ”J ou rnal
of Comm unication 42, 1992, 82～ 94; Barbie Zelizer, “CNN , the Gulf W ar, and journalist ic
p ract ice, ”J ou rnal of Comm unication 42, 1992, 66～ 811
[ 41 ] 参见M argaretW eir, " Ideas and the po lit ics of bounded innovat ion, " in Sven Steinmo, Kath leen
Thelen, & F rank Longst reth (Eds1) , S tructu ring p olitics: H istorical institu tionalism in comp ar2
ative analy sis (Cambridge: Cambidge U niversity P ress, 1992, pp1 189～ 216) 1
[ 42 ] 美国政治学家L anceBennet t 认为, 新闻现实的特点之一是“支离破碎”(fragmentat ion)。见L ance
W 1 Bennet t, N ew s: T he p olitics of illusion (2nd E d 1) (N ew Yo rk: Longman, 1988) 1
[43 ] 见前引Todd Git lin (1980) ; A nthony Giddens (1984) ; L anceW 1Bennet t, L ynne A 1 Gresset t,
W illiam Halton, “Repairing the new 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s paradigm, ”J ou rnal of Comm u2
nication 35, 1985, 50～ 681
[ 44 ] 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用的是自然空间的隐喻。在这一隐喻的框架内, 任何社会都具有从中
心放射出来的“整合”社会的力量, 同时, 社会机体的各部分与中心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空间的距
离。参见Edw ard Sh 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Center and p erip hery : E ssay s in m acrosociol2
ogy (Ch icago, IL: U nive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1975) ; A nthony Giddens, Central p roblem 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 acm illan, 1979)。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 类似的空间隐喻时有所现, 不
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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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用“以各级党委机关报为骨干, 有机关报和各类经济、文化等报纸组成的多层次结构”(引自
梁衡, 1996, p1 8) 来表述报业结构。在类似的图象中,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我国新闻体制的核心:
从观念上讲, 就是“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原则; 从实体来讲, 就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 以及其
它国家新闻媒介的中心版面或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45 ] 本节已经包括在我另外一篇文章中, 见《国际新闻界》1997 年3 期。
[46 ] 即recip rocity of p ract ice, 见A nthony Giddens, A contemp orary critique of h istorical m aterialism
(2nd Ed1) (London: M acm illan, 1995, p1 29) 1
[47 ] 补偿网络的英语表述是“w eb of subsidies”。作为一个分析的概念, 它建立在“w eb of fact icity”(见
前引Gaye Tuchman, 1978) 和“info rmat ion subsidy”基础之上, 后者来自O scar Gandy, B ey ond
ag end a setting: Inf orm ation subsid ies and p ublic p olicy (No rwood, NJ: A blex, 1982) 1
[48 ] 参见前引Gaye Tuchman (1978) ; Todd Git lin (1980) ; N ina Eliasoph, “Rout ines and the mak2
ing of oppo sit ional new s, ”C ritical S tud ies inM ass Comm unication 5, 1988, 313～ 334; W illiam
Gam son et al1, M edia images and the social const ruct ion of reality, ”A nnual R ev iew of S ociolo2
gy 18, 1992, 373～ 3931
[ 49 ] Yu Xu, “P rofessionalism w ithout guarantees: Changes of the Ch inese p ress in po st～ 1989
years, ”Gaz ette 53, 1994, 23～ 411
[50 ] 见前引吴海民(1994)。
[51 ] 见前引Peter Berger & Thomas L uckmann (1966) ; A nthony Giddens (1984)。
[52 ] 参见Barbie Zelizer, "Journalists as interp ret ive communit ies, " C ritical S tud ies inM ass Comm u2
nication 10, 219～ 2371
[53 ] 参见前引A nthony Giddens (1984) ; B ruce L inco ln, D iscou 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
Comp arative stud ies of my th, ritual, and classif ication (N ew Yo rk: O xfo rd U niversity P ress,
1989) 1
[ 54 ] 参见前引甘惜分(1988) ; T imo thy Cheeek, “Redefining p ropaganda: Debates on the ro le of jour2
nalism, ”I ssues and S tud ies 25, 1989, 47～ 741
[55 ] 见前引黄升民(1996)。
[56 ] 见前引吴海民(1995)。
[57 ] 见本刊记者,“为中国报业的改革和发展探索新路”,《中国记者》1996 年5 期, 16～ 19 页。
[58 ] 见前引Peter Berger & Thomas L uckmann (1966) , pp1 92～ 128。
[59 ] A rjun Appadurai, “The past as a scarce resource, ”M an 16, 1981, 201～ 2191
[60 ] 见前引李良荣(1995) ; 童兵(1993) ; 张涛(1992) 1
[ 61 ] 见Jo sephM an Chan, "Calling the tune w ithout p laying the p iper: The re～ assert ion of media
cont ro ls in Ch ina, " in Lo Ch i Kin, Suzanne Pepper, & T sui Kai Yuen (Eds1) , Ch ina R ev iew
1995 (Hong Kong: Ch inese U niversity of Hong Kong P ress, 1995, pp1 511～ 5116) 1
[62 ] 参见前引Douglas No rth (1990) ; A nthony Giddens (1984)。
[63 ] 见前引Ch in～ Chuan L ee (1995)。
[64 ] 见前引《中国记者》(1996) ; 魏永征(1996)。
[ 65 ] 吴松营,“眼光、技巧和开拓精神: 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家办报”,《新闻战线》1996
年6 月号15～ 17 页。
[66 ] 见前引梁衡(1996) , 第6 页。
[67 ]见前引A nthony Giddens (1984) ; Haro ld Garfinkel (1984)。
[ 68 ]这种整合一直是社会科学分析中的难题之一。参见JeffreyA lexander et al1 (Eds1) , Them icro～
macro link (Bekerley, CA: U 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1987) ; Zhongdang Pan & Jack M 1
M cL eod, “M ult i～ level analysis in mass communicat ion research, ”Communicat ion Research
18, 138～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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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改革：超越“边缘突破”

——中国传媒集团化进程的制度分析

2001级博士　李兆丰


（2002年复旦新闻学院研究生学术年会论文 二等奖）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最大现实是政府推动下的传媒集团化。这是一次被迫应对的新形势下的新闻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外部环境的暗示下，中国新闻媒介发展第一次有了相对清晰的目标模式的完整设计，改革的政策和方式的指向是自上而下式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以“边缘突破”作为路径依赖、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上下合作”式的渐进改革的体制空间再造模式相比，具有显见的突变性质。本文基于对这一点的洞察，运用适当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传媒集团化的缘起、过程和集团的治理结构作了深入的制度分析，指出“做大做强”的本质含义必须指向效率。如此，必须进行产权改革，理顺外部关系和解决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充分发挥传媒集团和传媒市场的互补作用。


关键词：传媒集团化　边缘突破　控制权　委托—代理


1、问题的提出：


“边缘突破”，是香港学者潘忠党于1997年形象描述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①借助这一概念说明在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中，由于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新闻改革的主体在既定的原则下如何重构现存体制内的空间以推动传媒发展。以报业为例，曾出现的“文摘热”、“周末热”、“晚报热”、“都市报热”都属于边缘突破的行为。“边缘突破”往往伴随着新闻媒介经营手段的“突破”。相对于主业而言，“边缘”反而成了改革的实践者关注的“中心”。本文认为就新时期改革路径的不同选择而言，这一概念具有比较意义。


当前新闻改革的最大现实是政府推动下的传媒集团化进程。国家广电总局局长、中国最大的传媒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管理委员会主任徐光春指出，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的成立，是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举措。②这表明集团化与新闻改革在性质上的从属关系。有学者认为，改革的着眼点是增强宏观控制力和微观组织活力。③如果说“边缘突破”是一种“自下而上”→“上下合作”式的渐进改革，则当下“自上而下”式的资源重组具有显见的突变性质。传媒集团化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闻改革“边缘突破”路径依赖的终结。在一个被迫应对的新形势下的新闻改革第一次有了相对清晰的目标模式的完整设计。集团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方式，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预期。在新的制度调整面前，以何种视角重塑合理的利益格局和正当化的利益预期，发挥集团化作为形式和手段的优势以实现“做强做大”并最终增强“宏观控制力”和“微观组织活力”等改革目标。这是传媒集团化必须面对的制度问题。这个制度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效率问题，即集团化进程中应尽量避免妨害效率的制度安排。因为，通过集团化“做大”规模也是相对而言的，与国际传媒集团相较仍然差距甚巨。一个基本的关系是新闻改革者必须厘清的：规模大是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原因。


2、分析的方法：视点的转换


集团化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传媒集团化应适当借鉴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考察传媒经济研究的历史，我们知道，在以“边缘突破”作为主要改革路径的时代，传媒经济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传媒市场。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我国传媒集团化进程中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从经济学的视点看，基本上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从“小处”着眼考察当前的新闻改革的宏观动向可以作为本文尝试的一种思路。


1978年底，《人民日报》等8家首都报刊联合向财政部递交报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希望通过一些经营性活动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以弥补国家财政拨款不足，获得批准。从那一刻起20余年来，传媒业在坚持“事业单位”性质的前提下，对自身的经营体制作了大量的改进，包括采取一切企业经营的手段、把所有可经营的项目组建为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依赖市场生存的新闻单位无疑具有了传媒企业的基本属性。本文将这一点设定为前提，主要从传媒集团化的初衷出发，借鉴了产权经济学的常识和企业理论的分析工具，综合运用了“不完全合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本文特别认为，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Grossman-Hart-Moor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对我国传媒集团化进程中的制度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我国的新闻媒介在所有者缺位（没有具体人格化的所有者）的情况下，导致产权的模糊性，被视为一种典型合同不完全的情况。这种不完全性导致了所谓“剩余控制权”（或简称“控制权”）问题，即在“合同”（契约关系）未说明的情况下的权力归属和行使问题，本文所指的控制权更为宽泛。以往的产权理论（即完全合同方法）将剩余索取权视为所有权的核心，而不完全合同理论把控制权作为产权的核心，以及把对资产的控制权视为经济组织的所有权是其研究的中心思路。该理论强调对实物资产的控制权的重要性，认为其它权力如人事的控制权、剩余收入的支配权等都可由此导出。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应该相统一，否则会造成产权残缺，享有控制权的人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控制权就成为一种“廉价投票权”，对企业长远发展会产生消极影响。而我国新闻媒介产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表述为：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如此，媒介的收益实则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另一部分是容易度量的货币形态的收益（即剩余索取权收益）。前者与控制权相联系，故又称控制权收益，这种控制权收益是多维度的，它包括诸如荣誉感满足感、有形无形的在职消费、通过资源的转移而得到的个人好处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媒介舆论宣传等行政功能对于影响力的塑造、作为权力贯彻的手段和免于“监督”的特别意义。一般来说，货币收益由所有者—剩余索取者占有（排除媒介内部人的合同收益），而控制权收益则由拥有媒介控制权者直接占有。当所有者缺位时，货币收益的支配权也部分地成为控制权收益。在我国，控制权在媒介内部人、政府及主管部门之间进行非均衡分配。这一点对本文有启发意义。


3、传媒集团化的悖论


从时间序列来看，我国传媒业集团化最早始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但以政府主导的集团化重组进程则以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成立和稍后一些的8家广电集团的成立为标志。截至2002年1月已成立34个试点集团。


3.1　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及其局限


新中国成立直至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种新型的新闻媒介体制确立：它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为实质，以区域划分、系统划分为基本特点。④这与计划经济的体制需要相匹配，但在进入转轨期之后，就表现为严格的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在传媒缺乏“出生”自由的情况下，由规制所带来的传媒垄断租金（包括可能的经济效益和扩大影响力的需要）成为地方和部门争夺的目标，导致其热衷于将地方和行业传媒推向市场。本文认为，这是体制内媒介市场得以形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也正是转轨期媒介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造就了媒介市场的主体，界定了这一市场主体的产权归属（该区域和部门的相关利益群体）。在这样的产权激励之下，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媒介从业人员在体制空间内逐渐寻求拓展其市场空间，这就表现为“边缘突破”。对于媒介从业人员而言，名为“边缘”，实为“中心”。“边缘突破”带来了媒介市场的空前繁荣，媒介市场竞争激烈，媒介广告营业额从1983年的0.73亿元到1997年的96亿元。增长势头殊为强劲,甚至在1996年还出现了第一家报业集团。但“边缘突破”是一种典型的内部增长方式，这种试错式的谨慎作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显然是不适用的。


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产权，但同时束缚了产权交易。随着媒介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媒介发展因壁垒的存在而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在媒介市场上表现为一种过剩经济形态：媒体数量庞大，竞争过度，同质化竞争严重，规模效益较低。过犹不及，此时传媒之间的竞争体现为虚假竞争。如前所述，从“边缘突破”的初衷和产权的角度考察，这种竞争是以剩余控制权的市场争夺为目的，而非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媒介市场既缺乏弱势媒介退出机制，又无法解决强势媒介的外部增长问题，一句话，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遏制，媒介市场缺乏效率。现状呼唤市场整合力量。


3.2　辩证思维：“做大”与“做强”


有学者早就指出，我国媒介垄断竞争今后仍将是带有行政配置色彩的行政垄断下的垄断竞争，走西方媒介市场经由纯粹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的道路，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现实可能性。⑤于是，政府主导的传媒集团化应时而动。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对于政府而言，这样一种改革路径的选择更是可作多方面的解读：其一，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逐渐汹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国新闻界必须在更大范围参与国际新闻舆论的竞争和斗争，因此必须“做大做强”新闻传媒，产生规模效应，增强我国传媒的实力，以形成强势媒体；其二，媒体是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为适应全球化发展和传媒革命的形势，各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放宽和取消对媒体的一些限制，扶持本国传媒企业扩张，以此提高本国的文化竞争力，而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还非常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企业大兼并浪潮愈演愈烈，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传播媒介也掀起新一轮的并购风。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其三，集团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形式，具有其独特的经济功能，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


由此，传媒集团化作为媒介“做大做强”的基本形式成为必须的选择。关于媒介是应“先做大”还是“先做强”曾有不少争论，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知道，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做大”已经和正在成为“既成事实”。实际上，在给定的内外部环境和可行的条件下，唯一的选择是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问题是如何“做强”？


“做强”，从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判断来看，就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集团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市场”这一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外部竞争内部化。一般情况下，这会损害市场运行机制形成的竞争压力所带来的效率。这正是传媒集团化隐含的悖论意义所在。但从前文知道，我国传媒经济发展至今，产品市场已经相对发达，由于上述原因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导致了“市场配置低效率”。因此集团化（“做大”）为解决这一现状的可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由于市场本身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弱化，同时也弱化了集团化对市场配置效率的损害。


从集团的定位和定性上来讲，中国的媒体集团，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性质集团。⑥随着企业理论的发展和我们对于传媒集团认识的不断深入，集团化可能会带来市场之外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而这之于新闻改革目标的影响无疑更为深远。


4、集团化中的效率选择


“边缘”作为媒介发展的经济逻辑的一种表述一直是新闻改革实践者关注的中心，但随着媒介“做大做强”的现实需求，“边缘”开始成为权力中心关注的“中心”。“边缘”与“中心”的重叠，表达了新闻改革方式的结构性转换，这必然导致改革对制度安排提出新的要求。在政府主导的传媒集团化进程中这一要求体现在两个阶段：集团化的过程和集团的运作。


4.1　行政主导下的合并与划拨：“虚假并购”中的效率和效率损失


从当前传媒集团化特别是广电集团化的实践来看主要体现为两个典型特征：一是集团化进程通过非市场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主导下的合并与划拨；二是这种合并与划拨所出现的“强强联合”、“弱弱联合”或“强弱联合”均发生在同一区域（一般位于同一城市）的同类媒介甚至同一行政级别。


从3.1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在既定的制度基础上，依赖于媒介的意向性行为是不现实的，由政府恰当地运用其权威会大大降低因“壁垒”所可能带来的资源重组要耗费的庞大交易费用。显然，这是一个次优（second-best）选择，是相对有效率的。但与市场经济中典型的并购模式比较，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效率损失：


（1）从市场运行的结果来看，集团化的过程是产权发生交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运行效率表现在他能够提供一种竞争性的环境或竞争机制，在这种环境和竞争机制下，促使“企业”组合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的配置主体向效率较高的配置主体流动；结果表现为“企业”控制权和管理权的替代。由此可见，当缺乏竞争性的产权市场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媒介之间的合并与划拨，会部分丧失产权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激励效应所带来的效率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称之为“虚假并购”。


（2）由于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是与媒介经营管理者的职位直接相关的，当失去职位，就会失去上述收益，这在一些经济学者称之为“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张维迎）。当传媒集团化由政府主导，在发生控制权和管理权替代时，因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官员可能的自利行为，增加了权力调整中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大量的无效率的现象出现（如成为集团化的阻力因素、人事安排在事前的突击变动、以奖金的形式进行利润瓜分和为进行“寻租”可能引致的非生产性支出等）。


（3）传媒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形成对媒介控制权的分享和控制权收益的分化的格局。我国传媒业多年来实行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四级办报台体制。从国家级来看，党的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新闻出版署负责报刊和音像图书的出版管理，教育部负责教育电视管理，文化部负责文化艺术娱乐业管理，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相关产业的行政管理。省、地、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按行政区划多头管理，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和系统内办报办台，实行大而全、小而全的“准封闭式”发展和管理。出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的相同原因，集团化常常易于发生在区域性的同一行政级别的同一类媒介之间（如报业、广电业）。本文认为，同一级的同一类媒介由于隶属同一主管部门，规模的扩大会增加主管部门的控制权收益，所以阻力较小。在跨部门、跨区域之间的传媒集团化则较为困难，在同一部门不同行政级别之间的集团化也存在这一问题，其根源就在控制权收益隶属于不同利益主体。比如，一些地县认为中央和省级媒介的跨地域规模发展，剥夺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和地县财产。⑦因此，在既定的制度基础上，如果在中央行政权威之下勉强组建了跨地域、跨媒介、跨级别的传媒集团，则其只能视为简单联合，其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会被弱化。


（4）我国新闻媒介同党政部门一样有行政级别，不同的行政级别对应了不同的政治地位。1990年12月由新闻出版署颁布实施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对此作了确认。一般情况下，这可能会出现效益较差的媒介单位因为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等原因实质上兼并效益较好的媒介单位的情况，造成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错位现象，这会形成反激励效应，造成效益较好的一方的效率损失，甚至是人才的流失。


由于不能合法地享有剩余索取权等控制权之外的收益，掌握控制权所带来的回报不仅是新闻改革实践者“边缘突破”的积极性的根源，也是产生媒介同质化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和集团化过程中的效率损失的根源。


4.2　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集团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作为新闻改革的一次重要的结构性转换，传媒集团化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将外部竞争内部化，使市场主体要素化，这必然凸显了集团的经营管理问题——表现为集团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作为国有经济的一部分，传媒集团中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两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从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政府，它的委托人—代理人方向是由下至上；第二等级体系是通过中央政府（经过中央政府和各主管部门的授权链）到传媒集团内部成员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代理人方向是由上至下的，处于授权链中间部分的具有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由于初始委托人实际上的缺位，第一等级体系中的委托人权益维护者体现为中央政府，也即第一等级体系存在的意义在于赋予中央政府作为第二等级体系委托人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关注第二等级体系。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讲，传媒集团化部分解决了小、散、滥的问题，缩短了委托—代理链条，便于监督和管理。但同时出现了控制权（或决策权）在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和集团的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分配问题。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但由于政府与集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官员监督动力的缺乏，于是就集团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而言，这种控制权分配的格局表现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此处，内部人更多地指涉集团内部的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而不单指领导者。这一点于当前的广电集团的治理结构有更为复杂的体现。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源于所有者缺位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观点，内部人控制是转轨过程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现象，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的。⑧从改革开放后新闻改革的历史可以知道，媒介因国家财政危机而获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从而使媒介管理者获得了不可逆的权威，这一点被传媒集团所继承。从当前传媒集团的现状可知，内部人事实上同时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控制权为依托）。应当说，“内部人控制”为集团经营者谋取利润和提高效率提供了很大激励。一般而言，在相关利益者中，地位越高，获取的控制权回报也就越高。广州三大报团员工收入大大高于其它省份报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被一些学者认定为竞争成本，从产权的角度看，这是剩余索取权内部化的体现，由此解决了激励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传媒集团热衷于扩张和资本经营的动因即在于内部人（相关利益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分享权的扩张。如此，在内部人的视野里，集团化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提高垄断利润。此时，利润的增加可能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如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内部组织费用大于市场交易成本、垄断者提价损害社会福利对效率的长远影响等，而不是效率改进的结果。这是值得警惕的。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政府主管部门作为最终控制者，在授权的同时，保留行使对于集团主要领导的任免权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通过授权，一方面减少了行政成本，增加了内部激励，但另一方面，也使被授权者因为担心授权有可能调整或收回而扭曲追求集团价值最大化的行为，甚至损害、侵占本当属于初始委托人的权益，这也就是说，增加了代理成本的内部人激励问题。同时，因为集团经营者只能享受控制权收益，没有合法的剩余索取权，而这种控制权是不可以交易的（产权交易市场的不存在导致前文所说的“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所以，争夺控制权收益成了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种“争夺”是集团内耗问题、集团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寻租活动出现的根源。


5、以次优化为特征的效率改进：有限产权改革


传媒集团是事业单位还是经营单位，或是企业、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当前学界对传媒集团身份认定的思考绝非偶然，这实际上是一个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推而广之，在传媒集团化进程中，解决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的问题，减少效率损失和效率隐患，并最终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介的大媒体集团，可考虑如下思路：传媒集团化进程以地区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为主体稳步推进；就时间序列而言，应先解决地区传媒集团和一般新闻单位（以下统称“媒介”）的身份认定问题。身份认定是由其外部关系和内部结构决定的。这一思路在效果论上表达为变“政府主导”为“政府推动”，增加传媒集团化进程中市场化运作的含量；在传媒集团化的同时形成全国统一的媒介市场的垄断竞争环境和相对有效率的集团法人治理环境。


外部关系，即必须厘清媒介与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就现行政治体制的需要来说，当然不可能如一般经营主体那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到完全政“企”分开。遵循渐进式改革的思路，界定政“企”之间的产权关系，在进行集团化的制度设计时，能充分考虑到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既定权益，对控制权（及其带来的货币收益和宣传功能等）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补偿，这实际上是对原有产权主体的一种赎买机制，为此让渡部分产权如规定被合并后的地方新闻媒介必须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活动做出宣传和解释的额定版面。目前广电领域对这种思路已有了成功的实践。我国已建成10万公里有线电视干线传输网络，其中广电总局仅拥有约2万公里，占总数的1/5，其余4/5分散于各个省市地方广电系统多达1200个运营者手中（包括上市公司）。这种分散的状况不仅不利于有线电视网络的规模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宏观管理。如果不能实现全国联网，就难以发挥决定网络价值的“规模优势”。但在存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对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实现联网，必然涉及到各地方、各部门间的利益分配，于是2000年9月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中就提出，将利用资产重组的手段实现全国有线电视联网。如果在中央和省级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控股的前提下，以资本运营的方式，遵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建立省级广电网络传输公司，地县以资产入股形成子公司或分公司，就可实现我国“世界第一网”的阵地优势。⑨这会损失自然状态下的部分效率，但这是以现实主义精神解决媒介产权结构与现行体制组织形式兼容的可行途径，利于传媒集团化的顺利进行。


内部结构，是指内部人的权益和成员单位的资产联结关系。这实际上是媒介治理结构问题。在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最佳替代途径无疑是以自然人治理结构来经营媒介，这在观念上与体制要求是不相容的，因此，可行的渠道是在内部结构处理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确立法人治理结构，以经营部门为主，在编营分离的基础上，将编辑部门纳入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框架中。同时考虑对媒介实施股份制改造，借鉴新加坡模式，将媒介分为管理股和普通股。普通股可上市交易，管理股由政府控制，以1票相当于普通股若干票，便于保持对媒介的宏观控制和阻止被某些“不受欢迎”的资本兼并。管理股的概念实质即在于让渡产权与政府共享，使矛盾得以调和，同时加强对全国近1000亿元的媒介资产的监管。媒介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还在于：其一，利于运用传媒集团化的手段完成媒介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二，股份制改造不是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资产，而是将一元的国有产权制度改变为多元的公有产权制度，使公有资产经营进入高效率的轨道，使产权的运行真正有效率（在现行政策环境下，股权多元化可先在内部人、业内资本和大型国有资本之间进行分配）。这样，传媒集团化就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中进行，使控制权向更有效率的一方流动。如果集团经营业绩不佳，股份资本所有者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传媒集团“经营者选择”问题。有关文件规定，允许国有资本进入，但又不允许参与经营管理，这从逻辑上和操作上是相互矛盾的，严重影响到正在深入改革的国有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一些报业集团如广州日报探索把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区分开来并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的做法值得关注；其三，职称、级别等传统控制人才手段边际效用的削弱，使得新闻媒介必须寻找新的人才激励、控制手段与模式。股份制改造可以采用内部人特别是管理层持股的方式，便于人事管理模式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改变依赖内部人控制带来的产权激励的可能的不经济效应。


总之，作为新闻改革的手段模式，传媒集团化所引发的制度变迁实质是一次产权制度（或利益格局）的变迁过程。合理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这种竞争的发展的过程就是产权制度不断地从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化，就是产权制度不断地适应现代化规模经济的发展趋势。因此，传媒集团和传媒市场作为制度安排不应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应是互补的关系。只有这样，我国新闻媒介才能以“做大做强”的姿态承接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注释：


① 《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 潘忠党（《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P62）


② 《中国记者》2002年第一期P64


③ 《整合传媒》P4 陆小华著 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垄断·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李良荣 林晖（《新闻大学》1999年夏季号P5）


⑤ 同上（《新闻大学》1999年夏季号P9）


⑥ 《略论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评估体系的构建》 李岚（《新闻界》2002年第一期P56）


⑦ 《我国新闻媒体资本运营情况初探》孙正一 农秋蓓 柳婷婷（《新闻记者》2001年第5期P20）


⑧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青木昌彦 钱颖一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企业的产权分析》P153 费方域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⑨ 同7 P20


参考书目：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著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企业的产权分析》费方域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收购与合并——企业产权交易及其市场组织》郑厚斌著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制度经济学》柯武刚 史漫飞著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产权效率论》李会明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股份经济论》曹凤歧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 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张正焉 孔岩 尹少文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最近有关舆论监督的一些研究动作不断。最新的论文集可能又要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