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经济学园问学区经济史 真实税收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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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税收与经济增长

真实税收与经济增长

(以前的计量作业......)

一、 税收问题及争论:

马斯格雷夫[Richard A.Musgrave]定义税收为“税收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税收去向的一部分转变为公共产品的购买。”这样一种定义显然没有区分公共产品与私人市场产品,也就引发了布坎南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布坎南的贡献在于,阐述并揭示了理性的个体在公共领域的活动原则,从而驱散了这一领域内关于“仁慈国家”与非理性状态的种种神话。
早在布坎南的意大利先驱正对“幻觉”进行讨论时,奥地利学派就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现代国家对于市场的大部分干预都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当然也包括增长的不稳定。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思想汇聚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其理论家认为:政府以发行、注入货币的形式,以及税收和财政活动的形式,大大破坏了市场作为过程之过程;这一理论有悖于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却符合我们的常识。
在另一方面,由于凯恩斯革命无法比拟的巨大渗透性影响,对其的反动也成了一股洪流,这种反动既包括布坎南等人在政治领域的反思,又包括由弗里德曼 肇始的对货币现象的再思考。货币理论家没有放弃将通货膨胀视一种掠夺性税收的观点,并为通货膨胀下行为扭曲的分析打开了一道大门——这种分析建立于一种与奥地利学派相似,但却是由费雪保存的对“自然的”经济增长的信仰基础上。
现代经济学中以“保守”为标签的学派,几年都无一例外地将高税收与低速经济增长相联系,加图研究所就明确表示,高速增长永远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低税率。其实证研究包括实际税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似乎证明了他们的看法。

二、文献与问题:

在中国,对税收和以通货膨胀出现的通胀税的关注无论达到何种程度都不为过:在中国经济发展最高速的十年里,税收和以其他收费形式出现的税收由占GDP总额的约四分之一降到了10%左右,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同高速发展的经济一样,平均竟达8%以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经济学界对税率、通货膨胀率的不同看法。以茅于轼为首的经济学家,强烈地反对高税率、高通货膨胀率,而胡鞍刚等人却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总额,尚有“挖掘”余力,可以通过加强税收的方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从实证或理论层面上来说,真正将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真实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的文献并不多,但也不少讨论从另外的侧面涉及到这一问题。
Saint-Paul(1992)在包含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下发现了财政活动对稳态经济增长率的损害作用。在交叠世代模型中也有类似的结果(Kiefer,1999)。王明舰(1999)分析了中国地区间的通货膨胀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通货膨胀与GDP缺口之间相关的结论。也有人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讨论过高税率对经济激励的扭曲(冯兴元&魏志梅,2000)。

三、分析与结论:

传统的IS-LM模型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集中于挤出效应,而微观讨论则限于税收对个体的均衡状态所发生的影响。但是,税收和通货膨胀是对个体利益的真实损害:税收是直接从口袋里拿走的,通货膨胀则几乎像是被扒手窃之后痛苦的回忆。这两种“税收”不仅会对实物资本、货币资本的投入量及其存量产生巨大影响,还无可置疑地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存量。社会总体的各种资本的补充及存量的变化,又毫无疑问地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按照人力资本与R&D资本的划分法,则可以得出相类似的结论(Romer, 1990)
在这里,我们如果坚持“政府会毫无效率地花掉它所能收到的所有的钱”(弗里德曼,1999),以及自然增长率的观点的话,能得到的结论就是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税收及其波动情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率波动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循环,每循环都可以视作是完整的经济周期。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与每次循环相伴随的都是通货膨胀率的循环。在这一方面,经济学界已经对扩张与收缩的影响,尤其是对实物资本存量进行了较多研究,进而对通货膨胀在影响资本存量上达成了较一致的意见。
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也有了较大的变动,与这种变动相伴随的还有经济结构的变化:资源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与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认为成本冲击在生产模型中占有重要地位无疑是正确的(布兰查德,1983 ;Blinder, 1986)。不管是真实经济周期也好,成本冲击也好,来自税收与通货膨胀的“冲击”毫无疑问也存在,但由于其隐蔽性与事后性,往往是不可见的。任何对中国经济有实际了解的人都清楚,用存货(Ramey, 1989)或类似的资本存量指标来解释GDP,其间都不应该认为存量是在对利率和信贷条件发生剧烈变动——利率和信贷条件只是货币现象的表面现象。
进一步地,寻找出人力资本和R&D资本存量是困难的,而要将其投资量标识出来就等于寻找大海中的沙漠。可固定资产投资与存货投资并不可以视为对税收、通货条件的全面反映——一种“全面”的反映必须要将人力资本、R&D资本包括进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GDP核算较为准确的情况(许宪春,1999),下,将GDP的增长率直接视为“真实的”增长率,从而跳过资本存量与注入量这一环,研究“真实”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呢?
我们更有理由争辩,在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中,人们有理由迅速调整行为以适应。更真实的理由也许是:通货膨胀使未来收入看上去似乎变少了。必须把通货膨胀看作是无差别的比例税,唯有这样,才能开启通往长时期内持续通货膨胀下复杂经济现象的大门,而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经典性著作(卡甘,1956;弗里德曼,1956)。
于是,我们可以设定,真实的经济增长可以由生产函数Yt=AtKtαZ1-α来表达,现设Z为常数;
At=INFt-1β1TAXtβ2θβ3,
其中,INFt-1为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TAXt为本期实际税率,同时,INFt不可见,θ为常数。
在这里,将技术的变化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税率,这样做首先放弃了制度的差异及跨时间的变化,以及不同地区间禀赋的差异(林毅夫&刘志强,2000),换来的是将技术的变化——即人力资本与R&D资本存量的变化——固定为激励条件变化的结果。通货膨胀税与普通税的征收,使得预期的未来收入流产生变化,从而改变激励水平。同时,由于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能为个体所知,个体只能经验地从前期通货膨胀率估计,并预期这样的通胀率会维持一段时间,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个体理性决不会使他认为通胀率会永远维持下去:在前期高通胀情况下,他只预期高通胀会维持一段时间,至于这一段时间有多长,只能从经验来判断。同样,前期低通胀情况也类似。税收的情形也相近。唯一可以指出的是,人们对税收调整的预期时间,从经验上来说似乎应该比通货膨胀率长得多。
Kt的设定也一样:
Kt=INFt-1ρ1TAXtρ2τρ3
于是,对生产函数取对并微分,可得:
gt=At+αKt,
再取对并微分,可得:
DGGDP=Φ1INFt-1+Φ2TAXt+Φ3
其中 ,即GDP增长率,DGGDP为增长率的变动率。
数据:
通货膨胀:为历年居民消费指数,引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税收:为各项税收、基金及教育费附加之和占GDP的比例,也引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数据的选择上,选择了1982-1996年的资料;在人们的记忆中,1982年似乎可以视作是改革的一个起点,而由于1997年的外部冲击,1996年可以认为是一个时间段的终结。
估计的方程得:
DGGDP = -0.431622INFt-1 -0.450826TAXt + 12.08237
(-4.272268)  (-3.2934547)  (3.829044)
Adjusted R-squared=0.639492
Durbin=Watson Stat=2.130257
F-Statistic=13.41706
方程已经过White异方差校正。
直观地来说,估计结果表示,中国的“自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较高;虽然无法争辩认为让税收占到GDP总值的10%或更低是必要的,但中国过去近二十年来的高通胀确实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但是,这种估计忽略了两个方面:第一是各个方面的隐性税收,这是不可测的;第二是前面将At单纯地设定为受经济环境影响的人力资本投资与R&D投资,但技术发展绝非这样简单的过程。新技术的应用或传播,都可能使收益率突然提高,从而刺激投资,增中资本存量。因此At、Kt式中的常数设定显然有悖于事实,故两式可改为
At=INFt-1β1TAXtβ2Ntβ3θβ4
Kt=INFt-1ρ1TAXtρ2Ntρ3τρ4
Nt为能对收入流预期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之所以作这样的简化设定,原因首先是在数学与逻辑上的困难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此处的设定变化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仍在于检验真实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确实存在。
可得:
DGGDP=Φ1INFt-1+Φ2TAXt+Φ3Nt+Φ4
上述方程的含义是,检验如果“自然的”收益率本身存在一定波动且波动可以被察觉,那么前面的结论能否继续成立。
为了估计方程,我们采取IMF估算的中国实际贷款利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8,IMF)作为Nt,得:
DGGDP= -0.375371INFt-1 -0.445735TAXt +0.210109Nt  + 11.3972
(-4.523575) (-3.589808) (2.386271) (4.122095)
Adjusted R-squared=0.731254
Durbin-Watson Stat=2.506968
F-Statistic=13.69790 
方程已经过White异方差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不显著。
再次估计的结果支持了前一次的结论:“自然的”增长率即使是在波动的情况下,也受到真实税收的巨大影响。



四、结论的意义:

这里的结论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学结论,正如前文使用“生产函数”却与其原意大相径庭一样。但所得到的结论却是严肃的,既反映了Bauer&Yamey(1957)的主张,也与Leechor(1986)的实证分析吻合。
然而,这里使用的方法仍然是太过于粗糙,既不能正确反映边际税率的作用,也难于将影响公司及个人实际税负的因素大部分包容。随着地下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这一事实的存在,地下经济的税负也需要加以讨论。
作为对税收行为的讨论,也必然要涉及价值取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高税率问题,也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不能单纯地以经济增长的目标来衡量税收政策的作用。但是,明确税收行为在经济中的作用,却是大有裨益的。

文献参考:

Alan S.Blinder,1981,Inventor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Macro Model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B.Smith &C.Barfield,1996, Technology, R&D and the Economy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ad Leechor,1986 ,Tax Policy and Tax Reform in Semi-Industrial Countries , Industry and Finance Series Vol.13 World Band, January;
Cilles Saint-Paul,1992,Fiscal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 The Qua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
David Kiefer,1999,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Public Choice , Study Edition,Springer;
Peter.T.Bauer &Basils Yamey,1957,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Unib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M.Romer,1990,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
布兰查德和费希尔,1989,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菲利普.卡甘,1956,超级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学,见货币数量论研究,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弗里德曼,1956,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见货币数量论研究,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冯兴元和魏志梅,2000,论哈耶克的税制效率与公平原则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斯格雷夫,1969,比较财政分析,中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王明舰,1999,中国地区通货膨胀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项目;
王明舰,1998,中国通货膨胀的计量经济研究(博士论文);
平新乔,1995,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
许宪春,1999,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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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figo 发表日期: 2002-06-10 09:54:20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税收问题最重要的不是税率的高低,中央财权的扩缩,或者是对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化。税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联邦(邦联)体的权力配制问题。在分税制下,税率是把持的,结果是分成的(地方和中央,可以在税种内部分成也可以分割不同的税种),但是,比如我们的地方是否可以通过地方人大设置地方的税率?地方的税率是否可以是竞争性的?(或者设定一个竞争的浮动区),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政权组织不容许。对于贫穷地区我们喜欢带有中央恩赐味道的大规模转移支付而不是负责任的地方竞争式支付(当然可以对某些实在太困难的地方实施有稳定规则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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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Kielboat 发表日期: 2002-06-11 20:02:47

不知道润之兄读过MUSGRAVE和BUCHANAN的对话否?(中国财经2001版)
“必须把通货膨胀看作是无差别的比例税”,这一假设目前好象必须松动了。
待验算一遍再继续评论。




补充日期: 2002-06-12 09:47:35

通货膨胀对收入不等的人来说,因为收入和储蓄的效用损失的程度差异,也许更应该算对所有人的累退税率。
[em03][em03][em03][em03][em03]


[此贴子已经被北望于2002-8-19 12:49:35编辑过]

 

只有对这种形式上还算严格的论文进行批评,还算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对税收这块宏观不熟悉,说些感觉上的问题,算不上学术批评。
计量的问题很明显,数据来源的问题,时序数据只有14年好像说不过去(你们计量老师不骂人啊),模型也太粗糙了一些,考虑的变量太少了,估计模型太简化了(当然作者也意识到)。
另外,作者怎么老是说奥地利学派,不说新古典啊。不提卢卡斯,巴罗等的工作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这是篇小作业,本不该批评太多的。不过好在我是计量外行,不会一条一条批你计量的工作。(要是我的朋友金煜来批评,你的文章就真的体无完肤了,呵呵)反正我看你占有的数据条件实在不适合做宏观计量。这也怪不得你,做过实证的人都知道其中苦处。宏观数据还毕竟好拿,和统计局打交道就是了,微观数据才可怕呢,卖命花钱都很难拿到好数据。看到一个朋友被赵耀辉折磨的样子,我下定决心,坚决不做实证。
从直觉来说,我觉的figo的感觉没错。其实在中国,看看把税收收上来,看看腐败的政府都做了些什么就知道了。那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哪个不是政府用税收创作的杰作。所以,从感觉来说,税收越多越腐败,税收越多私企越没活力,税收越多经济发展越慢。
 

哦。这是花半天时间写的,第二天就可以交了,计量老师如果要骂我,那就太亏了:)
宏观数据其实不好拿,就算拿了介绍信(还是政协委员给的),统计局也难打交道。当然,你有熟人就不一样了:)
 

老实话说,看见计量就赶快跳过去,除了说明你学过计量之外,不能证明什么东西,哈哈,不过老毛别生气,不是指你,指绝大多数计量分析了。
我觉得如何选择指标比数据更重要。
税收问题,与萧兄商榷。我觉得你所指过激。税收总量不能说明问题,你要看税收结构。
而且税收之增长也不与腐败政府有必然联系。
 

非常同意,其实绝大多数在论坛上混的人计量都不怎么样。

我对税收其实很外行,对中国问题更外行。税收应该是财政专业的人做的吧,不过前一阵帮同学看论文,关于增值税的设定方面的问题,看了一些中文的资料,觉的实在不怎么样。等明年上半年有点空,也许会和同学一起读一些莫里斯的税收激励方面的文献,但这也是微观的。

税的问题其实最适合到NBER上面找资料。

对税收和腐败的关系,是我的一种感觉,当然没有理论证明。论坛上只能讨论感觉,不是么,我现在没时间,以后会找一些资料来看看我的感觉对不对。
 

嗯。我原来是统计专业毕业,计量这玩意,找个软件,找堆数字就完了,关键看你找数字的角度,就是你的指标了。模型嘛,啊-
税收问题相当重要,如果你搞宏观的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不知道有多少个模型在告诉你,视同税收效应。即使你搞微观,税收激励不可避免的是一个领域。
如果学财务,那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搞熟税法,我还专门去考CPA,不过大致上是在60分左右的水平。
不过佩服一些人,不懂税法也敢写文章(不包括老毛)
 

good!

好是好!
不过如今的人也太喜欢讨论通货膨胀了,而且似乎都是专家。但是,也每听说谁得了大奖呀?[e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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