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市场的管制与市场扩张——从信誉角度谈转型期政府的角色变迁

农产品市场的管制与市场扩张
——以信誉角度兼谈转型期政府的角色变迁问题

一  引言

陕西省周至县(属西安市)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弥猴桃生产基地之一。20世90年代中后期,该县弥猴桃总年产量曾一度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随时着弥猴桃作为一种新兴水果国际国内市场的打开,需求量激增,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在这种需求拉动下,一种可以使弥猴桃果大色鲜的激素性农药“膨大剂”也在短期内得以普及。但“膨大剂”的副作用——使果品营养成份改变,腚存期缩短,品质变差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在1999年果品销售旺季,许多外销弥猴桃因质检不合格被退回了当地。基于对市场保护的考虑,周至县政府在2000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禁止人们使用“膨大剂”。结果在果品销售季节,该县品质优良的弥猴桃却因为没有使用“膨大剂”果个小,色泽暗而缺乏市场,邻县使用“膨大剂”的约会猴桃却纷纷以高价出售。周至县果农为此而损失惨重,一方面强烈要求政府赔偿损失或负责锁售,另一方面,“膨大剂”又重新占领市场,政府管制成了一纸空文。政府良好的初衷受到了无情市场的打击,果农为此也对政府的行为失去了信任。


实际上,这只是国农产品市场管制中很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至现在,这种案例在许多农村地区重复上演。政府领导着农民(实际是命令,必须也就是管制经营)经营一种蔬菜、裁苹果树、柑桔树、威着高新农业、环保农业,包括上述的禁止使用“膨大剂”等。除过个别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率先行动取得一些创新利润外,后来着大多血本无回。最终以至农村经济在90年代高速增长之后,最终陷入了低谷,可以假说,这也是中国农村市场萎缩的核心原因之一。也是这种带有中国特色 管制经济诱成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尤其是一次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农民普遍对政府失去信任。


从纯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政府的存在就在于其对市场失灵的弥补,也是这一理论基本上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stiglitz,1998)。因此,政府的存在是有其经济意义的合理性的。但是政府怎样去履行其弥补市场失灵职能(或者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管制是不是对市场失灵的弥补?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二  新古典体系的管制、信誉与市场扩张
1.政府与市场:一个综述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这一概念最初脱胎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在凯恩斯主义及其后来以阿罗德布鲁•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体系中,市场失灵这一个概念得以得大规模的应用和推广。也即“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出现于信息经济学范式确立之前。在这一意义上,市场失灵在新古典体系中,应来源于凯恩斯有关供给与需求失衡的论断。而在新古典体系中有效市场即市场出清(chevket clear)、供给等于需求的市场。因此新古典体系下的管制理论即是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对产品市场供给或需求一方单向的紧缩或扩张,从而使供求趋于一致,达到市场出清的理论。

凯恩斯显然一下子从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从市场万能走到了政府万能。然而政府能够调节市场吗?诺斯的答案是“没有国家办不成的事,但有了国家却会有许多麻烦” 诺斯像大多数经济学者一样,仅仅表明政府管理的可能性,而未对管制有效性给以结论。近几百年无数的学者的文献表明,在政府与市场分界问题上,都是以完美的辩证法告以结束——即适合谁干的谁就去干,“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这一结论无疑是绝对正确而又缺乏现实意义的。

2.政府管制中信誉丧失及其扩展
由于管制成本和收益的不可计算性,使我们对管制可行性的研究都停留在不可操作的层面下并且难以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而博弈论的引入则突破了这一新古典理论的局限,避免了仅仅依靠计量分析来验证假设(格雷夫,2002)。因此本文仅仅从政府管制过程中与果农(或者企业)的博弈来分析管制的可行性。并且假定:(1)在管制初期,政府与果农是相互信任的;(2)信誉(reputation)是指个体(政府或单个果农)有能力也有激励对自我语言、行为及其所致后果能够负全部责任的状态,一旦不符合其中任何一点,则视为失信。


在我们开始所引例子中,政府作为博弈一方显然没有能力也缺乏激励对其行为(禁止全使用膨大剂)及其所导致后果(滞销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因此我们断定政府在管制过程失信,即果农对政府失去信任。由于博弈一方在初次博弈中失信,并且导致博弈另一方损失,并且理性预期的存在,在以且的博弈中会使博弈双方最终均选择理性的“囚徒博弈”作业自我减少损失的策略,而这一策略在选择,则意味政府与果农之间都最终的迭损了互不信任。


并且由于:(1)在我国当前政府主导型改革过程中,政府是改革中最大和最为强制的博弈一方,它拥有一国(或地区)内最为广泛的博弈对手;(2)中国目前以稳定为取向的社会改革中,短期性行为和对制度刚性背离的政府频繁出现使得包括果农、农民、企业在目前都普遍的对政府失去信任。 并且由于政府在政府与生产、政府与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三对博弈关系之中都有着普遍的权力,从而使得社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战争状态”。

政府信誉的缺失-市场扩张的契机
由于政府行为的短期性和对经济的任意干预导致了社会普遍失信状态(张维迎2001,2002a),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重建政府在市场秩序中的信誉,从而实现全社会信誉状况的好转,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政府信誉缺乏存在的依据。传统的信誉机制来缘于家庭、血缘关系(涂尔干,2000)、地域关系(张维迎,2001,2002 a)等,由于当时的市场是建立在小范围的交易之上,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人们之间彼此非常熟悉,“闭言碎语”(gossip)已经足以维持人们的信誉关系(Merry,1984),政府根本不存在立足空间。而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传统的信誉机制趋于瓦解,现在社会利用企业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取代了个人,用无限的组织信誉取代了个人,将现代社会许多本来的一次性博弈转代为多重复博弈(dreps,1990),重新建立信誉机制。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组织(果农或企业)必须成为自己真正的所有者,所有权能有偿转让,必须拥有进入或退出自由。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有产品供求双方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产权主体资格。政府由于无法为自我言完全,因此不具备的经济主体资格,在这种一过程中,政府是没有必要的和缺乏据的。

并且,由于政府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在改革过程中的递延,果农(或企业)迄今仍非自己完全意义上的所有者,只拥有非完全意义上的产权。周至县果农不能自我做出产权处理(使用或不使用膨大剂),而必须听命于政府。这正是由于计划体制下,政府市场信誉(用以干预经济)递延所形成的。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政府市场信誉的缺失正保护了私人产权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一方面使政府从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使我们完成由计划向市场转型,使政府在非经济领域(如法制建设等)方面集中精力,另一方面,保证了私人(果农、企业)产权的独立性,从而使果农成为真正意义上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法人主体,这也正是我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实际市场扩张的契机。


三 信息经济学范式下市场失灵的讨论
1.信息经济学范式下不存在市场失灵
新古典范式下的市场失灵是指产品市场的供求不一致状况,而信息经济范式下市场失灵是什么情况呢?“由于市场的常态是信息不完善性或市场不完全性,所以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足够的论据”(stiglitz , 1998)用一般的语言表述,即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这一论断实际上仅仅是对新古典市场失灵现象的进一步解释,而并非走出新古典范式的根本影响。


实际上,信息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的突破根本即在于其发现了一个新的市场-信息市场,从而在新古典产品市场之外增加了一个信息市场的分析。信息市场的存在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而信息不对称则又会引走产品市场的供求不对称而引发市场失灵。反之,在一个出清的产品市场中,信息的对称同时必然面临着信息市场的来失,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信息市场产品市场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所以在信息经济学范式中,失灵的产品市场占必须有着有效的信息市场,失灵的信息市场中必然存有效的产品市场,因此,在信息经济范式下,不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致的市场失灵,因为这时必然存在一个有效的信息市场。


2.信息经济范式下的政府行为
在新古典产品市场,政府管制会使政府失信从而选择最终的退出,而在信息经济学范式下,市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失灵问题,那么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应该如何限定其范围呢。
虽然在信息经济学范式下,信息市场和产品市场总有一个必然有效的。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最终消费的是产品而非信息。而信息市场由盛而衰的过程正在推动产品市场走向繁荣的过程。因此,我们政府最终要做的是促成一个繁荣的产品市场,而非使一个信息市场持久的存在。


前已证明,通过产品市场管制促成有效的产品市场是困难的,同时由于对产品市场的管制从而诱发产品信息市场的混乱,从而更大程度的加大了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使产品市场更加趋于失灵状态。因此,我们只能选择间接的干预信息市场。


并且在信息市场中,由政府不可形成像在产品市场上那样的绝对垄断,在政府的一般不会产生负效应,最多只能是零效应。尤其在我国当前地区之交易贸易不发达状况下,社会经济主体的次数十分有限。依靠个体间无限次重复博弈形成信誉机制是缓慢的,尤其当我们面临着融入世界贸易的紧迫关头。政府必须在对立信息传播机制并及时将成员中欺诈行为传给相关成员,并对欺诈者实施惩罚(kandori,1992),这样才能改变许多学者(福山,1998)所认为的华人世界上最缺乏信誉的群体的看法,使我们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政府无须在市场中拥有信誉,但政府可以利用司法行政等非市场手段促成市场信誉的建立。

四 结论

1.周至县政府对弥猴桃市场管制的失败具有概率意义上的必然性。政府在高度信息不对(弥猴桃)市场的行为只能带来政府失信,即而从市场上退出。

2.在当前我国地区之间贸易频繁较低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通过司法、行政等非市场手段建立信息传播机制,并对失信者进行惩罚。这一行为的实施与政府在市场上失信无关,一个是在市场领域,另外一个是在非市场领域。

3.政府失信导致政府从市场上退出的现象是有利于我们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建设的。只有这样,市场主体(果农、企业)才能真正意义上对自我财产拥有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在政府指导下南征北战,损失惨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市场机制和市场竟识(包括信贷观念)在市场自我演进中确立起来,而摆脱政策(政治)经济的怪圈。

从“苏南模式”的衰落到“温州模式”的兴起也同时给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尊重市场的主导性和民间的自发性(文贯中,2002)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各级政府的选择。市场经 最终要以个人信贷为基础,而且前中国的现状已完成了国家(政府)在市场中的信誉基础,混沌(普遍失信)的边缘也正孕育中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及其信誉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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