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史-读吴承明先生《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小感
（一篇旧作，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中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很有教益，所以发到这里）
北望
一、 经济学理论的命运
到现在为止，我还只是经济学科的一名学生，正如多数学生一样，我接触的是大量的理论。如果将这些理论形容为商品，那学生就是其中一种主要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无可厚非，只是如果将其中某些商品 “神化”或者“丑化”就不太“经济”了，因为作为理论的经济学既不是《圣经》，更不是瘟疫。
建国后，马克思经济学（遗憾的是，更多的是被樊刚先生斥之为“苏联范式”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而非其本来面目）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我国唯一的经济学理论，成为经济学的“圣经”，其他经济学理论统统被认为是“庸俗”抑或“反动”的，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这种情况到80年代才有所转变，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外经济学学说被大量介绍、引进，各种经济学流派和学说使人耳目一新，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经济学变得声誉不佳，到了现在似乎成为“瘟疫”，淹没在人民群众唾弃的汪洋大海中。眼看它起高楼，眼看那楼塌了，一种理论从“荣”至“衰”，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本不奇怪，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遭遇似乎有点惨不忍睹，由不得人不去追思一下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名分问题。
这个秋天开始阅读和学习《资本论》，服庸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我对自己一直嗤之以鼻的马克思有了些认识，其实在这种学习结束之前，我是不应该多说什么的。或许是某晚若有所思按耐不住吧，兴奋之余写了一篇《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经济学？》并发到网上，近日读吴承明先生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使我能有机会就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
二、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理论
吴承明是中国经济史专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资本主义”、中国市场、中国现代化（近代化）和经济史方法论问题。
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在其《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中写道：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这话也许有点过分，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序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系统工程》中，他又进一步提出：
这些经济理论或学说，大都是经济学家根据过去的而主要是作者当代的经济实践总结或抽象出来的，目的在指导当时的经济实践，但时代过去，它就只具有方法论（思维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的意义了。
经济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经济史研究，但不可否认吴承明先生提出的上述观点将经济学理论摆到了一个较为客观的位置。
经济学理论仅仅提供了方法和工具，而不是终极真理，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11页），这个“操作”并不是指其社会实践之运用——那是检验，而在于方法论层面。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一揽子工具，方法和工具绝对不可能总是与实践丝丝入扣，理论其实只是人们构造出来的一种假说，所有的假说都是有前提的，所以弗里德曼会说：那些真正重要且伟大的假说所具有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超脱现实（《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M·弗里德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的学科，但是它理论中的核心逻辑方法往往是“演绎”而不是“归纳”，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必须得到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先验的结论，然后用数学、几何等方法演绎逻辑检验之，逻辑上的可检验性就有其科学性的价值，从这一点看国内某些媒体上关于“需求曲线是不是向下” 将近一年的争吵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实践中的经验检验也更多的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此都是一致的。同时，永远也不会有一种理论能解释甚至预测所有经济现象，如吴承明先生在《价格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中指出的那样：
……，作为方法，作者用劳动生产率，也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也用产权、交易费用、制度变迁来解释或分析不同的价格形成和演变，及其效应和后果，我认为都是可以的。反之，用一种理论体系或一个模式来解释，反而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必须谨慎的认识到，吴承明先生所谈及的是经济学理论作为方法在经济史学中的运用，而纯经济学理论要研究的是这种方法本身。
三、小结
马克思经济学在国内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对以前将它“神化”的报复。曾几何时，只有马克思经济学一枝独秀，被奉为圭臬，连担任过《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的某经济学家都说，科学不是宗教，作为宗教，基督教只有一本《圣经》，但是经济学却不能只有一本《资本论》（大意）。《资本论》不是《圣经》，任何经济学理论也都不是《圣经》，将科学当作教条，将学术意识形态化，最终的结果反而败坏了人们对它的胃口。所以，对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我们都应该有足够的警惕，盲目崇拜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
但是将某种理论贬低得一无是处，视之如“瘟疫”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客观的说，各种理论都有片面性，某种经济学理论的热闹，无非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其解释力更强一些，理论毕竟只是理论。[em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