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枫 - 2004-1-5 20:02:00
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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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3-9-7 20:09:2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智诚、李少南 阅读492次
《摘要》
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把政治传播研究按‘政治面向’和‘传播面向’两条主轴分类。作者按此框架把香港的传播研究分类，总结香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些发现，探讨香港政治传播学的不足，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政治传播、香港、政治讯息、政治传播效果、政治体制与传播模式
* 本文作者黄智诚为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教，E-mail: cswong@cuhk.edu.hk；李少南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院长，E-mail: PLee@cuhk.edu.hk。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检视香港政治传播研究的状况，并与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作比较，从中探讨香港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路向。
壹、西方学界的政治传播学
由于政治与人们的互动息息相关，因此几乎所有政治现象都与传播活动有关。尼模及可斯（Nimmo & Combs, 1990: xiii）指出：‘很少人是从亲身经验认识政治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政治现实是经过大众传媒及群体传播的中介而出现。这个中介过程产生、输送及采纳了不同的政治幻想，并确定了甚么是真正的现实。’
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及传播学的学者互相融合，政治传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双重源头见于这个研究领域同时出现在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及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的学术分组之中。这两个学会是美国最大的传播学及政治学学术组织。政治学者对传播的研究兴趣多集中在媒介所起的政治作用，尤其注意大众传媒的功能。另一方面，传播学者在研究传播活动时，往往不能忽视政治场景（political context）对传播产生的影响。
尼模及史云逊（Nimmo & Swanson, 1990: 7）概括地把政治传播学界定为‘对政治及传播过程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论述的研究’。但是由于‘传播’及‘政治’均有不同的定义，因此政治传播学的具体研究范围也因而有异。
贰、‘政治’与‘传播’的不同定义
‘政治’有狭义及广义的分类，而‘传播’也有以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为本及个人心理为基础之分野。狭窄的‘政治’定义是指一切与国家及其体系有关的社会资源价值分配活动（allocation of social values），它是以‘国家为本’的定义。广义的‘政治’定义则是以‘社会为本’的定义，它把所有社会团体及个人为了达成自身目标而互动的行为都包括其中（Ball, 1988）。
以‘社会形构为本’的‘传播’定义，着眼点是社会形构如何规范传播行为及意义的产生。以‘个人心理为本’的传播定义，则较关注传播讯息与个人认知、态度与行为之关系。在知识论的范畴内，‘社会形构为本’的传播学倾向意义诠释的方法，而‘个人心理为本’的传播学，则较常使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前者又称为‘文化研究学派’，后者则称为‘功能主义学派’。
一、国家为本的政治传播学
在以国家为本的狭义‘政治’定义之下，政治传播学被界定为（McNair, 1995: 4）：
1. 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动者为求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
2. 所有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作出的传播活动，例如选民及报纸评论员；
3. 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导、评论及政治讨论。
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被界定为在国家机构之内的人，及国家之外但直接而自觉地与国家机构互动的人。
采纳这个定义的研究者，一般会使用‘个人心理为本’的传播定义及‘输送’的传播模式（transmission model）。研究方向一般是政治讯息对个人的认知、态度及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讯息的重要功能在于令受众产生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在受众的心理过程与讯息互动后产生的’（Nimmo & Swanson, 1990），因此讯息本身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
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个最佳代表是‘说服选民典范’（voter persuasion paradigm）。这个典范关注 ‘策略性地利用传播影响选民的公共事务知识、信念及政治行为’（Nimmo & Swanson, 1990: 9）。由于这个竞选典范只适用于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因此只能算是‘国家为本’的政治传播研究范畴之一。
在香港这个‘有限民主’的政体下，竞选典范的研究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国家为本’的政治传播研究范围广及政治运动对民意转变的影响、媒介使用与政治信念的关系、政权改变对传媒的影响、媒介的政治取向、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及新闻报导的政治内容等等。
二、社会为本的政治传播学
另一方面，以社会为本的政治传播学者，比较关注传媒内容中蕴含的意义、框架（frame）及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及框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不同利益团体的权力重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虽然强调‘社会为本’的政治传播学者扩张了研究范围，但他们很少回答传播活动如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政治的问题。这些学者避免使用‘个人心理因素’来解释传播的作用，并放弃了一系列传统政治传播的研究课题，结果令‘国家为本’及‘社会为本’两派政治传播学者，在沟通对话上出现困难。
此外，以‘社会为本’的政治传播学者，把‘传播为理性判断提供讯息基础’的命题抛诸脑后，并预设‘观念’（idea）在传播过程中的自主性，它能独立于物质基础而产生社会影响。而这些传播的‘影响’往往是假设的，而非实证的。这个学派通常都犯了一个以‘文本内容’说（证）明‘社会效应’的逻辑毛病。
这个学派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寻找边缘化的少数人对文本‘可能’产生的对抗性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这种倾向忽略了传播对大多数人产生的政治作用。到头来，他们只看到边缘而非主流的影响。这个学派的一些研究只着眼于传播的‘潜在’或‘可能’的影响，而非实在及已发生的效应。这些做法不仅无法拓展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反而会忽略一些重要的政治传播现象。
‘社会为本’的政治传播学者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可能与传统政治传播学本身遇到‘意图不确定’的难题有关。例如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可能涉及重大的物质（权力及经济）利益，‘个人心理’为本的研究取向将无法了解这个层面的政治人物的真正意图。政客们的行为是否真的出于其信念，或信念只是政客们的一个借口，在‘个人心理’及‘国家为本’的政治传播取向中，很难获得真确答案。若不能直接从政治人物及国家机构活动中获得答案，那么从传播内容及非国家的社会形构分析，也许可以找到‘政治’及‘传播’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统一之进路
尼模及史云逊（Nimmo & Swanson, 1990: 11）曾试图为政治传播学建立学科的统一性。他们认为政治传播学的基础，应建立于这个学门的独特性质上，而非把传播活动的不同政治场景不断扩展。要了解政治传播学的独特性质，大家必须回答以下的问题：
1. 甚么东西令传播变得具有‘政治’性？
2. ‘政治’传播是否有不同的形式、内容、功能及效应？
3. 政治传播是否存在于某些特定的环境？
4. 拥有特殊的起源？
5. 是否在文化及公民的生活中占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具体地说，他们指出政治传播学的基本元素是‘政治讯息’；每一项研究都应将政治讯息，配合机构、制度及文化的角度，分析和发现它们的出现、性质、使用或影响过程（Nimmo & Swanson, 1990: 16）。他们认为只要大家都分析政治讯息的内容，那么不论研究者使用哪种角度或哪类场景（context），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可作比较。这个建议无疑有助解决‘社会本位’学派忽略传统政治场景的问题，但却没有针对如何从文本分析引申出文本政治效应之方法学问题。
尽管‘社会为本’学派强调‘多元释义’，讯息内容发挥集体政治效应的可能性仍不能抹杀。麦奎尔（McQuail, 2000: 484-5）有如下的观察：
虽然读者无疑拥有解读权，但同样有很多证据显示，阅听人经常依从习惯及可预期的阐释方向。一些熟悉的讯息类型，例如新闻及电视剧集，可能常常按传播者预期的方式被解读。……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媒介讯息类型都是按可预期的方式被大多数受众所接收，很多意义都是内延（denotational）及毫不含糊的。
研究者不应因‘一文多义’（polysemy）的现象，轻易放弃研究政治讯息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麦奎尔（McQuail, 2000）指出，整个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域都是基于‘传媒有重大影响’的假设。这样的观察尤其适用于政治传播的领域。假若只是着眼于分析传播讯息的内容，政治传播的研究将有重大缺憾。讯息内容的分析只是研究政治传播效果的第一步，不能也不应取而代之。
更全面的统一进路（unified approach）应该是把以‘国家为本’及‘社会为本’的进路结合，取长补短。‘国家为本’学派长于研究传播对政治行动者的影响，而‘社会为本’学派则长于阐释讯息内容的复杂意义。二者应该结合兼容。在方法上，‘国家为本’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与‘社会为本’学派的历史方法结合。他们经常检视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结构，与‘国家为本’学派强调政治讯息的即时效应有互补作用。
参、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背景
由于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的殖民地，加上中国政治分成左右两派，政治议题在80年代以前，仍是十分敏感的课题。香港在80年代以前的两间大学──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也不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因此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在80年代以前，可说是凤毛麟角。
就我们能接触到的文献来看，香港最早一篇研究政治传播的学术论文，应是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米曹（Mitchell, 1969）于1969年发表在英文《亚洲观察》期刊的一篇论文：〈香港报业如何面对十五年来急剧社会转变〉。这篇论文指出香港报章的社论缺乏对香港政府的批评。直到80年代中期，政治传播的研究才开始活跃起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传播学的研究人员太少之外，亦由于80年代以前的香港在历史上是政治冷漠的年代。港英殖民政府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引入选举，让民众参与政治。之前，只有极少数华人精英被吸纳在殖民地的统治层中。
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展开香港回归的谈判后，政治冷感的病态才慢慢消除。英国在撤出前加速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却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因此自80年代中至回归时的十年间，香港急速政治化起来。除了一系列的区议会、立法会及公务员本地化的改革外，中英两国的政治争拗也把香港人的政治意识及活动，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峰。1989年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更对香港的政治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转变，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极大的诱因和动力。
肆、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
在80年代里，一些年轻的传播学者开始进行与当时政治议题有关的研究。李金铨在1985年于美国的《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发表论文，探讨当时香港的党派报业模式对新闻运作的影响（Lee, 1985）。他发现在80年代初，报章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它们对香港政府发出的新闻稿件之删改及处理。其后，他与陈韬文及其他学者长期研究香港传播与政治转变的关系，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及专著（Chan & Lee, 1988; Chan & Lee, 1991a, 1991b; Chan, Lee & Lee, 1996; Lee, 1998; Lee & Chan, 1990a, 1990b, 1990c; Lee, Chan, Pan & So, 2002）。1991年陈韬文及李金铨把多年之研究整理成书（Chan & Lee, 1991a），他们发现新闻范式（news paradigm）的改变是受到权力分布、政治意识形态，新闻专业处理及市场因素的影响。自‘九七’问题呈现之后，香港的新闻媒体在组织、立场及编辑方针方面，都有所改变和适应，但‘六四事件’的出现，又令这种转变曲线发展。1990年陈韬文、李少南及李金铨（Chan, Lee & Lee, 1996）对香港的新闻人员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六成九的记者认为‘九七’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将会受到限制。
由于80年代初出现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所以极多研究都集中在政权转移与媒介角色转移的课题上；民意取向亦开始为人关注。1993年Wilkins & Bates（1995）的研究显示香港市民最不信任的是中国政府（56%），其次是英国政府（41%），香港人较信任的是香港政府，不信任它的只有21%。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是Atwood & Major的专著（1996）。他们详尽分析了1982年11月，1985年1月及1989年11月在香港进行的三个民意调查，探索不同形态的公众对‘九七问题’的看法。他们发现在中英谈判开展时及签定香港回归协议后，整体而言，大部份市民对‘九七回归’都抱持正面而乐观的态度，但在‘六四事件’之后，大部份人变得悲观，并对回归失去信心。
香港回归前后的新闻及传播现象，当然也是研究焦点。1995年朱立及李少南（Chu & Lee, 1995）为新加坡出版的《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了一个香港政治过渡专辑。他们二人提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媒介老板文化、媒介从业员文化及阅听人文化为媒体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在专辑中提出政府与媒介关系的五大模式：（一）宣传，（二）公关，（三）市场，（四）改革，（五）革命。他们的分析认为香港媒介在回归前的模式偏近改革（reformist）模式，回归后则极有可能走向宣传或公关的模式。此外，李少南及朱立（Lee & Chu, 1998）在回归前后发现，本来亲英的主流报章有强烈倾向接近北京并加强北京管治的认受性（legitimacy），他们因此推论新闻媒介有‘先天性’依附权力的倾向。与此同时，李金铨（Lee, 1998）亦发现香港‘资讯型’的商业媒介，逐步与新政权妥协，并有非政治化的情况出现。李金铨、陈韬文、潘忠党及苏钥机在2002年（Lee, Chan, Pan, & So, 2002）出版了一本全球媒体报导九七回归的专著。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各国媒体都以本国意识形态及文化视野报导香港的回归，例如美国媒体的焦点是民主自由，英国的视点是帝国怀旧，而日本则是商业主义等。
对政治传播议题作实证研究的，有不少是本地的政治学家。关信基和刘兆佳的研究（Kuan & Lau, 1989）发现香港市民对政治资讯有强烈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不单存在于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低教育程度者也有同样需求。研究发现接触新闻资讯较多的读者，更倾向于表达政治意见，对当权者更无所惧，也倾向对不公平的立法采取行动，并对政治民主化持正面的态度。他们指出香港政治传播的受众是‘专注的公众’（attentive public），这些民众对政治发展非常留意。其后他们修正此概念，认为此种专注并未能化为政治行动，受众只是‘专注的旁观者’（attentive spectators）（Lau & Kuan, 1995）。然而，关信基相信‘专注的旁观者’对维持香港的新闻自由仍有积极作用，因为他们不会容忍政治资讯的自由流通受到限制（Kuan, 1998）。这个观察在最近有关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争论上，得到有力的支持。关信基（2002）对1998年特区成立后首届立法会选举的研究，亦发现传媒对选举的参与投票，确有积极作用，但传媒对不同党派的偏袒，却未能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
1999年，苏钥机与陈韬文（So & Chan, 1999）辑录了一系列在香港过去二十年做过的政治传播研究，其中不少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或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这些文章的内容显示，过去二十年香港政治传播的主题集中在‘新闻媒介的政治取向如何影响对社会不安的报导’、‘新闻媒介与政府的关系’、‘新闻媒介在政治过渡期间的角色’及‘媒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等。
以下我们利用前面讨论过的两大政治传播研究的分析面向，即政治定义的面向及传播定义的面向，把香港的研究归类（见表一）。
表一：政治传播研究分类及课题举例
研究的「政治」面向
国家中心
社会中心
研究的「
传播
」面向
社会形构与传媒关系
I
‧政治制度与传媒表现
‧传媒报导与政党政治
‧新闻认受（legitimate）政治过程
III
‧意识形态之宰制及延续
‧新闻框架与现实建构
‧社会形构与传媒专业意理
与个人及团体相关之传播效应
II
‧选举、民意与传媒策略
‧传媒使用与政治态度
‧传播与政治行为
IV
‧传媒与身分认同
‧传媒与公民社会之形成
在政治面向方面，我们划分政治为本及社会为本的研究取向；在传播方面，也分成社会形构及个人与团体效应的研究取向。以这两个轴心交叉分析，我们可得出四类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它们分别是以国家为政治重心及社会形构为传播焦点的研究，我们称之为第I类研究。其次是以国家政治为中心及个人与团体相关之传播效应为焦点的第II类研究。第III类研究是以非国家群体为对象及传播与社会形构关系为研究的重点。第IV类是以非国家社群为对象，并关注个人与团体之传播效应。
从表一可见，第I类型的研究课题可包括政治制度与传媒表现、传媒报导与政党政治及新闻认受（legitimate）政治的过程。第II类的研究包括选举、舆论与传播策略、传媒使用与政治态度及传播与政治行为。第III类研究有意识形态之宰制与延续、新闻框架与现实建构及社会形构与传媒专业意理等范围。第IV类的研究包括传媒与身分认同及公民社会与传媒关系。以上所举的只是其中一些较为明显的课题，它们之间可能有重叠于不同类型之情况，我们提出的分类只应被视为帮助分析的‘理想类型’，与实际情况应有一些距离。
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若以表一分类，大部份都集中在第I类，以国家为中心并关注社会形构与传媒关系的课题之上。其中包括陈韬文与李金铨一系列研究香港政治过渡期与传媒角色的专著（Chan & Lee, 1991a, 1991b; Chan, Lee & Lee, 1996; Lee, 1998; Lee & Chan, 1990a, 1990b, 1990c），冯应谦（Fung, 1995）对媒介认受政党政治的研究，李少南与朱立（Lee & Chu, 1998）对媒介依附政权的探讨及杜耀明（1999）对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研究。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研究是属于第II类型的，即以国家为中心并关注个人与团体相关之传播效应研究。其中包括关信基及刘兆佳的传媒与政治及选举研究（Kuan & Lau, 1989; 关信基，2002），杜耀明及聂依文（1995）的传播策略与选举专著及专门探讨‘九七问题’引发的民意问题（Wilkins & Bates, 1995; Willnat, 1996; Atwood & Major 1996; Willnat & Wilkins, 1997）。
第III类以非国家群体为中心，并关注社会形构与传媒关系的研究，与前两者相比，数量少很多。其中课题包括‘金禧中学罢课封校事件’与传媒报道的研究及传媒专业意理与组织控制的探讨（Chan & Lee, 1984, 1988），劳工新闻与社会形构的改变（陈伟杰，1994），新闻框架对报导六四事件的影响（Fung, 1990）等。
最后一类研究，即以非国家群体为中心并关注个人与团体相关的传播效应，为数最少。其中包括马杰伟（Ma, 1999）对电视与香港人身分认同的研究及李少南（Lee, 2003）对电视文化与公民社会出现的探讨。
我们把所有接触到有关香港政治传播的书本、学术期刊论文及毕业论文，都全部翻阅，其中一些是透过图书馆的网络查询找到的，另一些是作者自己的收藏，还有一些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年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我们就搜集到的有关文章，按性质归入分析架构之中，详细分类如下：
I: Mitchell (1969); Wong (1984); Tsang (1989); Yip (1989); Lee (1987); Ma (1987); Lee & Chan (1990a, 1990b, 1990c); Chan & Lee (1991a, 1991b); 陈景祥 (1993); Bonnin (1995); Chu & Lee (1995); Fung (1995); Lee (1995); 何良懋 (1996); Chan, Lee & Lee (1996); Sciutto (1996); 黄嘉莉 (1997); Flowerdew (1998); Lee (1985, 1997, 1998); Lee & Chu (1995, 1998); 杜耀明 (1999); Chan & To (1999); Nip & To (1999); So (1982, 1999)。
II: Lee (1981); Cheung (1982); Kuan & Lau (1989); Chan (1993); 杜耀明、聂依文 (1995); McIntyre (1995); Wilkins & Bates (1995); Atwood & Major (1996); Willnat (1996); Willnat & Wilkins (1997); Lee (1999); 关信基 (2002)。
III: Chan & Lee (1984, 1988); Fung (1990); Chan (1981, 1992); 陈伟杰 (1994); Sum (1995); Ku (1999); Li (2000)。
IV: Ma (1999); Lee (2003)。
第I类与第II类研究的蓬勃发展，与香港回归中国的事件有明显关系。无论对传媒工作者或传播研究者而言，九七回归都意味新闻自由可能受到威胁。因而，监察媒体的表现成为当务之急，以便及时发出警号。基本上，大部份第I、II类的研究都显示新闻自由极大可能在九七回归后受损，新闻媒体在回归前夕有靠拢未来政治主人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实施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即使港英政府在九七前逐步引入选举制度，民选议员对施政的影响很有限，选举的重要性不比西方民主国家，因而传播学者对传媒在选举中的作用，并没有西方那样关注。当然，传播学者亦注意到，有限度的民主意味着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角色更重要；传媒可让不同利益及公众团体进行讨论及争取民意（So & Chan, 1999: 2）。
表一显示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仍有不足之处。过度集中研究国家政权过渡对媒体运作和内容的影响，令很多政治传播范畴的研究领域一片空白，例如政治公关、政治行动者如何传递讯息及公共政策传播等。媒介使用与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及政治行为的相关研究，也未能明确阐释讯息内容如何转化为政治效果的问题。第IV类型研究的萌芽是此一发展方向的一个先兆：政治讯息影响文化及政治认同，进而产生整体性的政治效果。此类型研究既涉及内容之分析，亦涉及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进行此类研究时，研究者必须首先确立传播作为社会形构一部份的具体情况，并厘清传播如何产生改变社会形构的效应。
伍、结论
在分类过程中，我们发现第I类的研究，在方法学上多以内容或文本分析结合历史及社会分析方法。这类研究议题一般是直接而明显的，例如选举新闻的内容及社会形构对新闻报导的影响等。另一方面，第II类的研究则绝大多数采用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并强调变项的因果关系，例如个人背景对‘九七问题’的看法，并以量化方式支持论据。
从数量而言，第I类的研究比第II类的多很多，部份原因当与从事问卷调查所花资源较内容分析要多有关。正如我们曾经讨论过，政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传播对政治有重大影响，而内容或文本分析都不能对传播效果作出明显及有信服力的交待。因此，政治传播学若要在香港进一步发展，第II类型的研究必须加强。
此外，第III及第IV类以非国家群体为对象的政治传播研究，也应大力拓展。原因是‘政治’（国家、政府）及‘传播’并非可以单独自存的体系，它们都受到‘非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体系的影响，并与之互动。要全面了解政治传播的性质及作用，以非国家群体为重心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全面展开。
综观香港过去数十年的政治传播研究发展，它仍是处于被动的起步阶段。它的课题经常是由政治及社会的转变引动，传播研究人员的数量仍处于不足的阶段。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先解决人力资源的问题，才有可能更主动更全面地开展各类型的重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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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Chi-Shing Wong*, Paul S. N. Lee**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axonomy to classif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ong two axes: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This taxonomy is applied to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Hong Kong. Some tentative findings about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are summarized.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inadequac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propose a new direction for research.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political messag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regimes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 Chi-Shing Wong is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 Teaching Assista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Paul S. N. Lee is Professor & Direct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绛枫 - 2004-11-4 20:13:00
香港传媒教育运动：
「网络模式」的新社会运动
李月莲，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c)版权所有
《摘要》
这篇论文采取宏观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香港传媒教育的崛兴及发展模式。研究发现香港的传媒教育，并非由上而下的纵向指引发展，而是由下而上的自发性运动，与英国及加拿大十分相似，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形式进行。笔者在此论文中提出「网络模式」的概念架构，从网络启动、网络形态、网络枢纽、网络沟通和网络铺延五方面，阐释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性质、结构及发展过程。
关键词：传媒教育、新社会运动、网络模式、批判的自主、网络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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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工业时代的知识型社会，传媒的影响力不仅没有逊色，反而愈来愈大，推广传媒教育（media education）的呼声因此也愈来愈高。在二○○○年，在多伦多参加传媒教育国际高峰会的国家多达五十五个，当中既包括了传媒发达的先进国家如英国、澳洲、加拿大、美国及北欧诸国，也包括了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菲律宾、阿根廷及墨西哥等（Duncan, 2000），显示踏进二十一世纪，传媒教育已经普及，并作环球性的发展。
在华人地区，中国大陆的传媒教育仍未启步，至于台湾及香港，在一九九○至二○○○年的十年间，传媒教育已经由萌芽至茁长。香港在九七年之后传媒教育发展迅速，到了二○○一年，参与有关活动的学校及团体愈来愈多，教材及教科书也出版了五套，成绩斐然。在香港，传媒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传媒素养（media literacy），让他们能认识、分析、善用及监察大众传媒。
这篇论文采纳宏观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香港传媒教育的崛兴及发展模式。这个研究发现，香港的传媒教育并非由上而下的纵向指引发展，而是由下而上的自发性运动，与英国及加拿大十分相似（尤其是后者），是以「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的形式进行。论文并提出「网络模式」（networking model）这个概念架构，阐释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机制、结构及发展过程。由于研究发现香港的传媒教育呈网络式扩散，文章还探讨香港传媒教育在廿一世纪的网络铺延的新趋势，以及此等趋势对海峡两岸华人社会发展传媒教育的启示。
这个研究以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为主要资料搜集方法。接受深入访问的人士共二十五位，包括在香港推动传媒教育的主要机构成员及教师（见附录一的访问名单），访问于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一年九月间陆续进行，部分更有后续访问。此外，并在二○○一年三至五月期间在香港进行传媒教育调查，这个调查的对象包括全港中学、青少年服务中心、社区中心及参与传媒教育的相关组织。调查向六百三十二间机构发出问卷，问卷属开放式设计，主要目的是询问这些机构有没有举办传媒教育的活动、有关活动的内容性质和这些机构对推动传媒教育的意见。调查并不要求那些没有举办传媒教育的机构及学校寄回问卷，而寄回问卷表示曾经及正在举办传媒教育活动的机构共有七十二间。而在调查过后，有三间机构主动报告，另有一百一十间学校参与它们举办的传媒教育计划。
壹、新社会运动与传媒教育
丹尼‧贝尔（Daniel Bell）在一九六四年提出「后工业」（postindustrial）一词，指出人类社会要由「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转型至「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社会结构及文化将起革命性的改变，而人类历史也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社会学家发现这个巨变令社会运动的性质也产生变化。在工业社会，最大的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源自阶级利益的矛盾，所以一直以来社会运动都是政经挂帅，无论是劳工运动还是政治运动，都是阶级主导（class-oriented），目标是向既得利益阶层争取物质利益（material gain）。但当现代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之后，新的社会衡突出现，所以也产生了新的社会运动形态。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不能再容忍德国社会哲学家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所称的「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s）的梏桎，反对国家政权及商业集团对个人生活的约束及操控。所以在民间社会开展了一连串的「新社会运动」，争取的并非是政治及经济利益，而是个人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自主权，并且反对文化压迫。在七十至九十年代，在世界各国出现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堕胎合法化运动、多元文化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都是属于「新社会运动」的范畴（Melucci, 1988, 1996; Porta & Diani, 1999）。而这篇论文关注的传媒教育运动（media literacy movement），也属同一类的社会运动（Dufour, 1990; Lee, 1997）。
「新社会运动」具有一些特色，明显与旧社会运动有别（参考表一）。首先，新社会运动是议题主导（issue-oriented），而这些议题是属于社会及文化范畴，并且超越国界，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例如环境保护、女性权益、传媒教育等。第二，参与运动的活跃分子主要来自「新中产阶级」。所谓新中产阶级是教育程度高的专业人士，而旧中产阶级则指小商人和小地主。以前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士大多数要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却不以阶级利益为念。例如在加拿大及英国等地区推动传媒教育最奋力的是教师及大学讲师，他们都是具有专业资历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参与传媒教育运动并非为自己的阶层争取福利，而是为年青一代设想。第三，所有「新社会运动」都尝试带动社会改革。运动的倡议者透过推动新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以改进社会（Scott, 1990）。例如传媒教育运动透过督促传媒公正地塑造弱势社群的形象，推动社会平等的观念；又敦促观众及读者用批判的眼光，检视大众传媒鼓吹的生活方式是否适合自己。
表一：新社会运动与旧社会运动的比较
新社会运动 旧社会运动
性质 议题主导
（社会文化议题） 政治经济体制斗争
参与者 新中产阶级 非当权的政经阶级团体
目标 社会改革
（价值观改变） 政治革命
（政治改变）
信念 自由及自主
（反对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操控）
（反对文化压迫） 社会公义
（反对政治压迫和阶级剥削）
场地 民间社会 政体
组织 网络式、松散架构 科层式、中央集权架构
第四，所有「新社会运动」都具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尊重自由及个人自主，反对不公平的社会操控及中央管制（Eyerman & Jamison, 1991; Melucci, 1994）。在新社会运动的文献里，常常可以看到「个人解放」、「个人自由」、「自我管理」等名词。而传媒教育运动正是希望透过提高大众的传媒素养，去达到「批判的自主」（critical autonomy），不让传媒牵着鼻子走（Masterman, 1985, 1992）。第五，「新社会运动」进行的场地是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它要改变的并非政治或经济制度，而是民间社会里的文化价值观（Offe, 1985）。以传媒教育运动为例，就是争取改善传媒的制度和表现。第六，「新社会运动」有不同的组织模式。旧社会运动是透过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去争取改革，而「新社会运动」则是透过引介文化创新（cultural innovation）如新思维、新规范及新的生活方式去带动改革。故此，旧社会运动一般由正规及科层式的组织做动员工作；而新社会运动的组织架构大多数比较松散、非正式和小规模（Johnston et al., 1994; Klandermans & Tarrow, 1998），强调非正规的网络连系及草根式的参与（grassroots participation）。以加拿大七○及八○年代的传媒教育运动为例，它之能够成功地迫使教育部把传媒教育课程列入中学必修课程，主要靠多个团体非正式的联合争取而达到目标。在加拿大及英国等地，传媒教育运动作为一项「新社会运动」，基本上都具备以上的特色。
在任何社会运动中，社区网络及参与者的人脉关系对推动整个运动，都有重要的影响力（Porta & Diani, 1999）。尤其是新社会运动，由于它不以严密中央式统筹的方法动员民众，而是着重透过网络关系来连系参与者，故此它的网络机制是运动的关键架构，也是了解运动推展必须研究的重要项目。换言之，解构一个新社会运动的网络机制，有助认识此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及成败要素。
故此，本文提出「网络模式」的概念架构（见图一），用来分析一个新社会运动的启动力、结构、组织之间的互动和参与者的网络关系。简括而言，用网络模式去分析新社会运动，可分为五个层次：（一）网络启动。探讨张启这个网络的动力来源，即这个运动的原动力，包括社会动力（social forces）及个体投入（agency efforts）；（二）网络形态。研究这张网（net）上究竟有多少个网点（node），即参与组织的数量，并分析这些网点的性质及分布情形；（三）网络枢纽。观察网络上的枢纽，即核心组织及中坚份子，了解它们的功能；（四）网络沟通。研究网络上点与点之间的线，即沟通的渠道，这包括了组织连系（如伙伴关系）及人际连系（如多重会员身分），并探索参与组织在信息、资源、理念、专才等方面的分享。（五）网络铺延。探讨网络保持活力及持续发展的策略。下面就以新社会运动及网络模式的概念来分析香港传媒教育的发展。
网络启动
（社会动力及个人投入）
↓
网络形态
（网点的数量、性质及分布）
网络枢纽
（核心组织的领导及支持）
网络沟通
（网线的连接：组织连系及人际网络）
（信息、理念、资源、专才的分享）
↓
网络铺延
图一：网络模式
贰、香港传媒教育崛兴的社会背景
香港的传媒教育在八○年代已经酝酿，但真正的发展还是九○年代末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的事。但香港的传媒教育起步比其它国家要迟，原因有好几个。首先，香港人公民意识薄弱，不大关心自已的文化及社会。虽然香港的传媒一直以来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暴力色情刊物更大行其道，但只有少部分人主动提出批评，一般市民大众并没有想过要采取行动去改善情况。这种冷漠，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传统陋习造成，其实这与殖民地政府刻意忽视公民教育更有关系。故此，香港人虽然知道传媒的影响力大，但他们并不致力改进传媒环境，也没有想过要教育下一代怎样和传媒打交道。
过往英国殖民地政府以经济挂帅，推动香港人追求经济繁荣，不鼓励他们思考政治及社会问题，令香港人变成功利主义者，崇尚物质生活，对文化事务特别轻视。传媒教育关心的是传媒环境和文化质素，与经济生产沾不上边，所以不受注意是可以理解的。
自八○年代开始，传播科技突飞猛进，传媒的威力更增，当世界各国都正在反思传媒的影响及考虑推行传媒教育时，香港却陷入「九七问题」的困扰。由一九八四年第一轮中英会谈开始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这十多年间，在国际上是传媒教育发展的飞跃期，但香港由于整个社会的精力都集中在中英政府之间的角力，很多中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更萌移民之念，根本就无暇关注传媒的表现及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事实上，在这十多年间，由于九七问题的拖累，香港很多社会问题都被搁置不理，传媒教育只是被忽视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此外，香港教育太重视考试及学业成绩，一些与考试无关及对升读大学无帮助的科目，一向不被注意，只有学术及实用科目才有机会在学校课程中稳占一席。传媒教育既非学术科目，对学生日后如何谋生又帮不上忙，所以不容易引起关注。其实在八○年代，一些个别团体如电视意识醒觉协会及影响行动中心，都在默默耕耘，向青少年及社会人士介绍传媒的影响（黄国富，个人访问，二○○一年六月十九日）。可惜它们力量单薄，未能形成传媒教育的社会气候。
奇怪的是，当香港回归中国以后，传媒教育突然在香港有了发展的空间，而且迅速地发展，这相信与回归后香港传媒环境劣质化及国外传媒教育思潮的引入有关。
九○年代中以后，香港踏入「后殖民时代」（post-colonial period）的崭新历史阶段。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朝着政治民主开放、经济自由创富及文化多元发展的路向前进。要达到这个理想，香港的传媒必须做好监察政府施政、领导社会反思及反映民意的角色，让大众市民就如何实践一国两制理性地展开讨论。但很可惜，回归以后的香港传播媒介出现两个情况：（一）后殖民时代的开展引致传媒自我审查及新闻的非政治化；（二）「市场导向新闻学」的流行造成传媒环境劣质化。
回归后的香港依然享有新闻自由（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1999），但有迹象显示新闻界的自我审查正危害新闻媒介的可信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调查指出，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极度关心自我审查的情况，而新闻的可信度也每况愈下（Vines, 1999；苏钥机等，1999）。除了自我审查外，回归以后另一个引人关注的传媒趋势是新闻的非政治化（刘慧卿，2000）。在一九八四至九七年期间，香港传媒提供大量政治新闻，很多报纸还另辟「政情版」，新闻工作者也出现政治记者这个类别。但回归以后，一方面由于特区政府不鼓励政制讨论，另方面香港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政治无能感，所以不少新闻传媒也放弃以政治新闻为卖点，把篇幅拨给非政治议题，大大减少了政治新闻报导。香港步入后殖民社会之后，面对政治权力重组及民主政制发展等问题，其实甚有详细报导和分析的需要。但香港传媒在回归以后，报导突发新闻及娱乐新闻往往比政策事务还要多，新闻琐碎化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令香港人对新闻传媒逐渐失去信心（Lee, 2000）。
正当香港的传媒转趋非政治化的时候，以谋利挂帅的市场导向新闻学在香港大行其道。大众化报章不受社会责任及专业道德的制约，令煽色腥的不良信息到处泛滥，嫖妓指南在家庭报章中刊登，色情网站及性服务的广告公然出现在青少年杂志上。在市场导向之下，新闻价值观也起了负面变化，新闻侵犯私隐，混淆对错（李月莲，2000）。其实市场导向新闻学在外国也很盛行，但它的负面影响不及在香港来得严重。在香港，新闻非政治化的趋势替市场导向的新闻处理火上加油，由于不想议论政制又不敢批评中国，报章只好转向软性新闻，催化了「狗仔队」的普及。而且劣质化的情况不限于报章杂志等新闻传媒，连电影、漫画、广告等也贩卖不良讯息，鼓吹不必要消费。
传媒的恶劣表现引起公众的广泛不满，连香港六大宗教领袖也打破开埠以来的传统，首次联合谴责传媒，社会各界都觉得有约束及改革传媒的需要。其实如何监管传媒，中外国家不外乎考虑三个办法，一是立法监管，二是业界自律，三是进行传媒教育。由于第一个办法恐怕会危及言论自由，第二个办法的成功率不高，而且成立自律监察组织只是治标不治本之道，于是第三个办法，即透过传媒教育监察传媒，便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九七年以后香港传媒的整体表现令教育界及社会人士体会到推广传媒教育的急切性。而且回归以后香港人的公民意识比以前提高了，他们经历了政治过渡的阵痛，孕育了香港的身分认同，又意识到社会福祉需要亲自争取，故此觉得要采取积极行动以改善传媒。而在这个时候，又有一群传媒教育的倡议者把外国推行传媒教育的经验引进香港，于是传媒教育便得以在香港萌芽发展。
参、香港传媒教育运动
香港传媒教育起步虽然较慢，但发展迅速。本研究在二○○一年三月至至月进行的「香港传媒教育调查」发现本港有超过七十间机构曾经及正在进行传媒教育的活动，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组织（见表二）。此外，在二○○一年九月起，突破机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及明光社分别得到政府优质教育基金的资助，为本港九十间小学及二十间中学举办传媒教育活动（莫蔚姿，个人访问，二○○一年七月四日；黄国富，个人访问，二○○一年六月十九日，蔡志森，个人访问，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总言之，香港参与传媒教育的机构合共超过一百八十二间，不仅数目众多，涉及的社会层面也广泛（见表三）。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积极行动都属自发性质，很多老师及青年工作者看见青少年深受传媒影响，便在自己所属学校或机构积极办起传媒教育活动来，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民间运动。多个亚洲国家在传媒教育方面起步虽然早，但似乎未及香港那样普及。菲律宾的发展局限在天主教会及一些教会学校；日本的传媒教育也集中在一、两个组织，未有社会广泛性。香港的情况就不同，是属于一个由下而上又具有社会普遍性的运动。
仔细分析香港的传媒教育运动，不难发现它具备了各项「新社会运动」的特色。首先，香港的传媒教育是议题主导，运动的焦点在于传媒，关注的问题环绕传媒侵犯私隐、新闻报导失实、传媒渲染色情暴力、广告鼓吹消费主义、女性及弱势社群的不正确传媒定型等。基本上是属于社会及文化范畴，不涉政治及经济利益。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见表二），在香港参与传媒教育的机构其中84.1% 是学校、11.5% 是青少年机构及社会服务组织，其余的是传媒机构、教育署及宗教团体等。换言之，教师及社工是推动传媒教育的中流砥柱，他们均属具有专业资格的新中产阶级，这与其它新社会运动均由中产阶级推动同出一辙。
正如所有新社会运动一样，香港传媒教育运动也致力社会改革。运动希望透过提高年青人的传媒素养，培养他们成为有独立判断能力、具备识见和责任心的良好公民（informed citizens），让他们既能监察传媒，并能建设民主社会（Buckingham, 2000；李月莲，1999；罗瑞兰，1999）。同时，运动希望透过指导学生批判传媒的形象塑造，鼓吹社会平等及反对性别歧视，也敦促年青人对传媒强调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社会价值观进行反思，建立健康和具有创意的生活方式。
新社会运动的最大特色是尊重个人自主及反对操控，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理念也以「批判的自主」（critical autonomy）为依归。传媒教育协会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响应问卷的教师及社工，认为香港传媒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年青人的多角度思维、独立思考及批判能力。有一位老师在问卷上写道：「我认为香港传媒教育，应训练学生对传媒信息的观察力、分析及批判思维，使他们不会人云亦云，可以在面对各种的信息时不易被不良的讯息所影响。」另一位老师则指出，在香港推行传媒教育，首要是「提高受众的独立判断力，不为商家及制作人摆布。」香港传媒的社会影响力大，它们每天透过报导、影象及广告，指导年青人应该吃甚么、穿甚么、买甚么、玩甚么及关心甚么问题。而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则希望能够协助年青人摆脱传媒的操控，认清自己的喜好，了解自己的选择权，确立自已认同的价值观。香港传媒教育者也鼓励学生学习传媒制作，善用传媒以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及抒发感情。
表二：「香港传媒教育调查」结果（截至二○○一年五月的数字）
机构类别 数目 比例（%）
中学 40 55.5
社会服务机构 21 29.1
大专学校 3 4.2
宗教团体 3 4.2
传媒机构 2 2.8
政府部门 1 1.4
其它团体 2 2.8
总数 72 100.0%
表三：香港进行传媒教育的机构（截止二○○一年九月的数字）
机 构 类 别 数目 比例（%）
学校（大专、中学、小学） 153 84.1
社会服务机构 21 11.5
宗教团体 3 1.7
传媒机构 2 1.1
政府部门 1 0.5
其它团体 2 1.1
总数 182 100.0%
正如很多新社会运动一样，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场地」是民间社会，针对的并非政府，也不争夺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运动在民间进行，希望改变的是社会里的传媒文化观，更希望能监察及督促传媒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
至于在组织方面，香港传媒教育运动也并非由一些正规及科层式的组织去推动，而像其它新社会运动一样，是由一些零星的组织用松散的形式互相支持。它们经常连系及合作，小规模地进行活动，并合力将运动在社会各层面推广开去。
国际上不少新社会运动在社会上取得认同之后，就会进军学校，将运动转化为一门学科，因为只要能在学校这样正规的社教化组织内扎根，运动就能得到更彻底的成功。所以近年当环保运动及女权运动在各地推行有成之后，我们会发觉不少学校陆续添加了环保教育及性别教育等课程。在英国及加拿大，传媒教育运动也成功地攻进了学校，成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在香港，传媒教育运动也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现时虽然也有一些学校在课程里加进传媒教育的环节，但它并非一门正规的学科。可喜的是，在传媒教育倡议者的游说之下，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署定于二○○一至二○○二的学年之内，举行传媒教育师训班，以便稍后在人文科、公民教育科及德育科里推广传媒教育（Education Department, 2001），这算得上是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一项不错的成就。
肆、网络模式
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传媒教育并非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发展。有些地区传媒教育由教育部牵头进行，如阿根廷般规定所有教师要接受传媒教育的在职训练，属由上而下的纵向型。有些则由一、两个民间组织带动，像菲律宾及日本那样，由一个主要机构去推动，呈放射型。但香港就很不同，传媒教育是具有众多发展源头的自发性社会运动，它的发展呈网状扩散，是网络型。故此，以下用「网络模式」来探讨它的发展。
一、网络启动
首先，我们看香港传媒教育这个网络的启动。在九○年代中以后短短的几年间，已经有百多个机构投入传媒教育的活动，铺开了一张传媒教育网。这张网所以能够张开，主要动力有三方面：（一）香港传媒环境的恶化；（二）传播科技的进步；（三）国外传媒教育思潮及经验的引进。
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开展，与香港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八○及九○年代的「非殖民地化过程」对引发社会上种种的集体行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Chiu & Lui, 2000）。上文在介绍香港传媒教育崛兴的社会背景时其实已经分析过，香港政权的回归中国，令社会充斥着一片政治无能感，新闻传媒的非政治化令传媒未能好好承担它的历史角色，令香港人对传媒的信心下降。加上在《苹果日报》带动下的市场导向经营方针在九○年代中以后大大流行，令煽色腥信息大行其道。传媒环境的恶化引起了社会对传媒的关注。在「传媒教育调查」中，很多参与传媒教育活动的老师及青少年工作者，在问卷中强烈表达了他们对香港传媒的不满。他们形容香港的传媒「夸张报导」、「哗众取宠」、「道德操守低落」、「令社会歪风扩大及漫延」、「下流的讯息居多」、「自我审查」、「资料失实」、「报导单一化」、「专业分析不足」、「过分商业化」等。这种不满及要求改善的社会情绪，正是启动传媒教育的主要力量。
进入九○年代之后，传播科技、信息科技和通讯科技汇流，令信息传递更快更新，形式更加多元化，尤其是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化，令新媒体将年青人全面包围。香港教师、社工及家长极度关注「互联网的正确使用」、「色情网页」、「ICQ陷阱」及「漫画网吧」等问题。新媒体威力所引来的关注，也是刺激传媒教育发展的动力。
正如上文也提及，九○年代后期，大量有关传媒教育的参考书籍流入香港，也有留学生将外国传媒教育的经验引进香港。在二○○○年加拿大的传媒教育家邓肯（Barry Duncan）更应邀来港出席传媒教育研讨会，分享推广传媒教育的心得。这些都助长了本地传媒教育的开展。
二、网络形态
本研究显示，香港传媒教育无论是主办机构、性质、目标及取向都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全港一百八十二间已经及正要进行传媒教育的机构中，有三间大专学校、一百五十间中学及小学、二十一间青少年服务机构及社区中心、一个政府部门，两个传媒机构和三个宗教团体，此外还有香港传媒教育协会和议员办事处等（见表三）。事实上，还有多间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志愿团体及社团联盟因未及时填写问卷而未被列入统计之内。这些资料反映香港传媒教育网络覆盖的范围广泛，网点密集。
先谈学校层面。回归之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一九九七年开设「传媒教育」选修科目，是一门师训课程，培训了一群关心传媒的中学老师（张志俭，个人访问，二○○○年二日二十四日）。而各间大专院校均设有一些与传媒教育相关的课程如新闻分析、批判大众传媒、普及文化、传媒性与暴力等科目。在中学方面，传媒教育发展令人兴奋，有多间中学在校内开设校园电台及电视台（赵汉光，个人专访，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梁丽容，个人专访，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鼓励学生接触及善用传媒。有不少学校申请了各类资助基金发展传媒教育，也有不少老师把传媒教育非正式地含纳入他们所教的科目之内，例如香港真光中学把传媒教育加进公民教育科，而把传媒教育列为课外活动的学校也不少（钱群英，个人访问，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而自二○○一年九月的新学年起，大批小学也加入传媒教育的行列。一批幼儿工作者，更积极构思把传媒教育编入幼儿教育课程之内，认为良好的传媒消费习惯，应在幼儿阶段开始培养（黄国富，个人访问，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至于在社会层面，多间青年机构都积极开展传媒教育工作，突破机构是其中一间，出版了多套「传媒教育教材套」（莫蔚姿，1999；徐惠仪，2000）。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认为有需要为年青人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所以该会除举办传媒教育的活动之外，还在寄出的邮件上，贴上写有关注传媒影响的贴纸，以唤起社会人士对传媒不良信息的关注（张爱娥，个人访问，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明爱机构、香港青年协会及小童群益会辖下的青年中心，都不时举办认识传媒及监督传媒的活动，例如香港青年协会，早在一九九三年便开始举办「青年觉醒运动」，透过视像摄制、漫画、流行曲、电影及广告分析等工作坊，提高年青人对传媒的觉醒（莫汉辉，个人专访，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此外，举办传媒教育活动还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香港家庭福利会、青少年爱滋教育中心等。
宗教团体在外国是推广传媒教育一股重要力量，在香港也一样。明光社不时到各学校介绍传媒教育的重要性，又举办监察传媒的学习班，并设立传媒教育资源中心及制作了有关网页，在二○○一及二○○二年并得到资助在四十间中学举办传媒教媒工作坊（蔡志森，个人访问，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及二○○一年九月十七日）；基督徒记者团契举办「小记者驻校计划」，进行媒体制作方面的传媒教育；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最近每年均举办传媒教育讲座，最近并出版了「影响你我的传媒：传媒教育教材套」，对天主教学校推行传媒教育帮助尤大（梁旭明，个人访问，二○○一年七月四日）。而影响行动中心则出版刊物，并经常派成员到各学校演讲。
香港电台电视部更在踏入新千禧年之际，制作十集名为「传媒万岁」的传媒教育电视节目，又举办老师与传媒工作者对谈会，唤起社会人士对传媒的关注（张少馨，个人访问，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在二○○一年的十月至十二月，香港电台又推出第二辑传媒教育节目。教育署属下的课程发展处也为老师举办传媒教育讲座（梁瑞琼，个人访问，二○○○年四月十五日）。《明报》机构近年积极举办「校园记者计划」，并举行传媒讲座给中学生参加（林莉君，个人访问，二○○○年一月九日）。
一群教育工作者在二○○○年初更组成香港传媒教育协会，连系传媒教育倡议者，进一步在港推动传媒教育。该会除每年举办大型的传媒教育研讨会外，还向有兴趣进行传媒教育的学校及社团提供支持。事实上，在港推动传媒教育的团体，并不限于上述组织，还有其它机构在它们日常活动中加入传媒教育的元素。
这些机构有些采防疫式的传媒教育，力抗传媒的负面影响；有些以分析主导，着重批判传媒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有些则制作主导，鼓励欣赏传媒及培养创意表达；还有一批人鼓吹透过传媒教育培育有责任感及判断力的公民。至于内容，有新闻分析、广告解构、漫昼批判、电视剧及电影分析等。形式方面有工作坊、论坛、证书课程、课外活动、学校试教课程、研讨会等，可说十分多元化。
三、网络枢纽
香港传媒教育作网络式发展，每一个机构都是网上的一个点，它们互相交流，一些资源较充足及经验较丰富的机构，就充当枢纽角色，向其它有需要的学校和青年机构提供支持。香港传媒教育网络上有几个枢纽，它们分别是突破机构、香港传媒教育协会及灵风中学等。枢纽机构即运动中的核心组织，它们的任务包括：发展传媒教育教材套、进行师训、研究调查、资料搜集、提供支持给其它机构、连系各相关机构、游说政府教育署、宣传及推广传媒教育。
突破机构是本港最早有计划地推广传媒教育的机构，在九○年代中成立「文化楼」以来，一直聘有全职人员推广传媒教育（梁永泰，个人访问，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们多年来不断和学校进行伙伴合作，举办了很多传媒教育的师训班、学生传媒工作坊、探讨传媒影响的音乐剧及论擅，还先后出版三套传媒教育教材套。最近由于得到政府优质教育基金六百万港元的资助，他们进行一个为期两年的庞大传媒教育计划，称为「媒介与信息意识教育」（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简称MILE），共有十多个项目，如传媒教育网站、亲子传媒教育、小学传媒教育、媒介及信息意识教育、电台DJ技巧及操守训练、资源中心等。形式包括教科书及光盘制作、训练课程及营会、出版杂志等（突破机构，2001）。
香港传媒教育协会是由一批传媒教育倡议者创立，该会的宗旨是在香港推广传媒教育。该会每年暑假均与教育署及香港浸会大学举办大型的传媒教育研讨会，让对传媒教育有兴趣的人士有机会聚会及进行交流；定期举办传媒工作坊，让会员研讨；经常进行传媒教育的研究调查；与海外传媒教育机构保持连系；应社团及学校的邀请提供顾问服务及师训课程；定期在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传媒教育；并与教育署保持紧密合作，争取在学校正规课程里加入传媒教育（陈春明，个人访问，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至于大埔灵风中学则是推行传媒教育的先锋学校。以这所学校为首的九间中学，运用优质教育基金的资助，编制了一套名为《跨进新纪元：传媒教育》的中学教科书（罗瑞兰，1999）。自二○○○年开始，这九间中学运用这套教科书试行传媒教育，把传媒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之中，在香港可说是一项突破性的发展（罗瑞兰，二○○○年三月七日）。这套教材广被其它学校采纳，对于在中学推动传媒教育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四、网络沟通
上述核心组织及组织内的中坚份子，对整个传媒教育运动起领导作用。不过，整个运动的推展，还有赖网络上其它组织的相互连系、支持、交流及合作。事实上，香港参与传媒教育的机构，在信息、资源、理念及专才方面，都积极分享。例如突破机构就在突破青年村、明光社及一间书楼设立「传媒教育资源中心」，提供大量传媒教育的参考书籍及教材套供老师、社工及市民大众参考。该机构又设立传媒教育网站（www.mile.bt4u.com），为老师及同学提供一个论坛，作为交流之用。而香港传媒教育协会与香港浸会大学及明光社建立合作关系，借用它们的场地举办研讨会及工作坊。各组织也不时进行交流，分享传媒教育的理念，例如在二○○一年的「传媒教育Look壹Look」的研讨会上，突破机构的执行副总干事与传媒教育协会主席就「教育改革和传媒教育」这个课题进行对话。而各组织举办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到别的组织要求专才协助，有时是协助演讲，有时是协助撰写教材。
至于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连系合作，则往往透过伙伴计划进行。例如突破机构与多间学校结成伙伴，为这批学校的学生提供传媒工作坊。而香港传媒教育协会特别进行了香港传媒教育调查，并编制了《传媒教育Look壹Look》手册（张玉云，2001），免费派给对传媒教育有兴趣的人士。手册上面刊登了本港参与传媒的组织名称、活动内容、有关的制作（如教材套或光盘）、联络方法等，促进各组织之间的交流。
而传媒教育倡议者之间的人际网络对推展运动，帮助极大。现时投身传媒教育的活跃份子，大部分具有多重身分，即同时隶属于多个传媒教育组织。例如明光社的总干事是香港传媒教育协会的执委，同时又是反色情暴力信息运动的成员；突破机构文化楼经理（负责统筹MILE计划），同时也是香港传媒教育协会的执委。这些中坚份子的多重身分，有助跨组织合作及资源共享。
五、网络铺延
一个网络要保持生命力，必须要配合时代及社会需要而不断创新发展。这个研究反映，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的发展一向既呈网络式扩散，在廿一世纪，估计香港传媒教育的网络会按以下几个新趋势铺延。首先，由中学伸延至小学。香港的传媒教育主要集中在中学，但在过去一年，对传媒教育有兴趣的小学愈来愈多。突破机构在编制了两套中学传媒教育教材套之后，最近刚完成了一辑小学传媒教育教材套，并与六十间小学结成伙伴，于二○○一年至二○○二年的学年间于这批小学内试教。而基督教服务处也得到资助，锐意发展小学传媒教育。该机构将在未来一年到三十间小学巡回以楝笃笑的形式推广宣扬传媒教育。香港电台教育电视部拍摄了第二辑传媒教育电视节目（共十二集），名为《点解儿童不宜？》，向儿童及青少年推广批判观赏（伍伟贤，个人访问，二○○一年七月廿三日；翁伟微，个人访问，二○○一年五月十一日；谢瑞芳，个人访问，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良好的传媒消费习惯自小培养，所以传媒教育的倡议者开始向小学生灌输传媒教育的知识。
第二，由机构进入家庭。传媒教育以往在学校及社区进行，但近年香港家长对传媒教育也产生兴趣。事实上如果家长能在家中进行辅导，例如在子女看电视及上网时提供适当的家长指引，那么传媒教育就能进一步普及化。因此，突破机构在未来两年会制作亲子传媒教育教材套，还会举办家长训练班及派发「亲亲传媒」记事簿。《明报》机构也由二○○一年九月起，出版家长及教师周刊，其中设有专栏向家长推介传媒教育。
第三，由课外活动至课堂活动。在不少学校，传媒教育是课余活动，同学们参加校园电台及校园电视台的制作、加入校园记者计划、出席周会的传媒教育讲座等。但近年不少教师开始取得校方同意，在正规科目如公民教育、美术、计算机、经济及公共事务、宗教与伦理等加入传媒教育的环节。相信当更多教师有机会接触传媒教育之后，这种情况会逐渐增多。
第四、由旧媒体至新媒体。互联网及其它新媒体的出现，令传媒教育也要伸延它的范围。突破机构就举办了媒介与信息意识教育师训班，培训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而灵风中学制作的教材套也加入了互联网素养、ICQ及偶像网页的环节。突破机构更设立了网页，提供网上传媒教育游戏及交流站，让年青人透过新媒体认识大众传媒（孙耀辉，个人访问，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第五，由分析至制作。不少国家在推行传媒教育的初期，皆以分析为主导，教导年青人解构传媒的技巧，香港也是一样（李惠霞，1999）。不过近期也开始重视传媒制作，很多中学成立了校园电台或电视台。长洲三间中学更举办了传媒教育录像制作工作坊，鼓励学生透过录像制作认识媒介运作。相信在未来数年，制作主导的传媒教育活动会愈来愈蓬勃。
第六、由个人层面至社会层面。正如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教师及社工心目中，传媒教育是培养年青人的批判思考能力，让他们不会盲目接收传媒讯息，当一个精明的受众。但不少重视公民教育的传媒教育倡议者，鼓励年青人在提高自己的传媒素养之后，应尽公民之责监察传媒，敦促它们改善。近年不少社团及学校都鼓吹监察及抵制不良传媒，有关的活动愈来愈多。
第七、由防疫至批判欣赏。香港传媒教育始自大众对传媒环境劣质化的不满，故此在进行传媒教育的初期，免不了采取「防疫模式」，刻意批判传媒，把传媒教育视为对抗不良信息的疫苗。但当传媒教育发展渐趋成熟之后，就会着重培训年青人批判欣赏（critical appreciation）的能力。香港不少传媒教育的推动者都朝向这个目标迈进。
伍、总结
加拿大传媒教育家普赞天（Pungente, 1985），在研究过世界各地的传媒教育计划之后，提出传媒教育的八大成功要素：（一）传媒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二）编写适合老师及传媒教育者使用的本地传媒教材及教科书；（三）有足够的相关师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及传媒教育者；（四）制订评估传媒教育成效的基准，及运用调查研究去探求如何改良传媒教育的教学法；（五）成立传媒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传媒教育运动；（六）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传媒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七）发行由教育部订定的传媒教育指引；（八）在教育学院或大专设立正规的传媒教育师训课程。
香港传媒教育运动作为一个自发性的「新社会运动」，可说是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虽然香港传媒教育距离成功的目标还远，但它的「网络模式」机制令它拥有很优厚的发展条件。由于它是自发地启动，所以在社会上有很大的认受性。从它的网络形态来看，它的网点数量多而且分布范围广泛，显示这个运动的参与性高，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士都乐于支持及有兴趣加入运动的行列。虽然网络覆盖的范围大，但并非散乱无章，它具有两个重要的网点群：学校及社会服务机构，可见它有发展重点。分析结果指出，各参与组织进行的传媒教育在性质、内容及形式方面都十分多元化，反映香港传媒教育能摆脱传统教育的齐一化及僵硬化，能够灵活地设定适合个别受众群的课程及活动，所以这个网络的创造力潜质甚高。而这个网络里面又存在一批具有领导及支缓实力的枢纽组织如突破机构及香港传媒教育协会等，它们能够负起普赞天提到的关键任务：编写教材、进行培训、举办研讨会及工作坊、游说当局及联结社群。再加上不俗的网络沟通及活跃的网络铺延活动，香港传媒教育的发展令人感到乐观。而它的网络铺延趋势，也与其它西方传媒教育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向近似，可以互相取经。
当然这个网络的发展同时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现时支撑这个网络有两股主要的力量：一是优质教育基金的财政支持，二是运动倡议者在精神及时间上的大量投入。优质教育基金是很多重要传媒教育计划的主要经费来源，很多机构及学校都个别得到资助。但这个基金未必能长时期支持传媒教育的发展，在二○○一年九月当局已经宣布，优质教育基金只容许学校提交申请计划，不再接受志愿机构及社团的申请，故此参与这个运动的机构需要另辟财政来源。现时许多传媒教育的活动，都是一群倡议者及热心的教师社工腾出工余的时间去筹办，如何保持他们的热诚及如何培育接班人，都是令运动持续下去的重要课题。事实上，在传媒教育运动顺利启动的同时，香港大部分的教师、社工及家长对传媒教育仍然不甚了解，很多老师及社工甚至对传媒教育表示抗拒。他们有些认为学生课余接触传媒已经太多，不应该再腾出宝贵的课堂时间来讨论传媒。有些则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传媒教育及改变自己的教学习惯，而有些老师就算把传媒教育引入学校，也是把「学校论述」（school discourse）同化「传媒论述」（media discourse），把传媒视为敌对阵营，作为批判和谴责的对象（朱顺慈，2001）。故此，这个运动的开展并非一片坦途，需要不断克服困难。
现时在国际上，传媒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如英国及加拿大，都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形式推广传媒教育（Lee, 1997）。美国近年在传媒教育方面急起直追，先在九○年代初发动「文化环境运动」（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近期更成立了美国传媒素养联盟（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并建立网络机制，透过国家传媒教育会议（National Media Education Conference）等，在国内联系各州传媒教育工作者，对外联络组织如加拿大传媒教育协会联盟（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Media Education Organizations），目标是推广全国性的传媒教育运动。
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传媒教育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等，一般都在西方自由先进国家先启动起来，主要原因是它们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且公民社会的力量也壮大。华人社会，由于以往公民意识相对薄弱，故此新社会运动较难启动。香港这个华人社区能够成功启动传媒教育运动，是社会时势（传媒环境劣质化）及人为努力的结果。香港这个例子，反映华人社会也渴求建设健康的公民社会，改善文化环境的质素，而实例证明在人为努力的基础上，新社会运动在被形容为「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社会里扎根。
在台湾，传媒教育在九○年初起也萌芽，近期发展也不错。媒体识读推动中心以儿童为主要对象，大力推动媒体识读教育（杨美玲，个人访问，二○○一年七月五日）；国立政治大学也增设媒介素养研究室，多间台湾大学更开始把传媒教育列入通识人文学科之内，作为大专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不过，台湾的传媒教育，主要还是靠一、两个组织及一群热心的大专老师去推动，未能形成社会运动的气氛，台湾的传媒教育倡议者也认为他们需要建立广泛的网络机制，进一步将传媒教育普及化（吴翠珍，个人访问，二○○一年七月五日）。壹传媒机构由香港到台湾创办台湾《壹周刊》，引入「狗仔队」，激化市场导向的新闻制作，在社会上及传媒界都引起极大争议，相信这是启动台湾传媒教育网络的一个契机，如果台湾现有的传媒教育机构能把握时机，强化它们的枢纽功能，加强与教育团体、社工组织和家长的沟通合作，在基层广泛散布传媒教育讯息，相信台湾的传媒教育运动也可以更迅速开展。
中国大陆在传媒教育方面完全未启步，但一些到香港造访的大陆学人，表示有意将香港的传媒教育引入大陆（李岩，个人专访，二○○一年四月十八日）。中国近年传媒机构日趋商业化，煽色腥及夸张失实的信息也开始泛滥，引起了社会对传媒道德操守的关注，觉得有需要指导年青学生解读电视、分析广告和辨别新闻的真假。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社会开放的步伐将会加快，新社会运动如传媒教育及环保运动，基本上是要求改善文化及生活素质的民间活动，少涉政治，相信是有机会在中国发展。中国的开放及传媒工业的商品化，是传媒教育萌芽的契机，假若香港及台湾的传媒教育成熟发展，通过愈来愈频繁的交流活动，应该可带动中国大陆启动它们的传媒教育网络。
传媒教育的意义在于「自我赋权」（empowerment）（Bazalgette, Bevert, & Savino, 1992）。在二十一世纪的后工业知识社会，透过传媒教育让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华人分享批判思维的自由及文化的自主，是一项极有意义的民间运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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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访问名单
伍伟贤
香港电台成人教育组编导
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朱顺慈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任讲师∕香港电台「传媒万岁」节目策划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何秀兰
立法局议员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李岩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吴翠珍
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
二○○一年七月四日
林莉君
明报报业有限公司市务经理
二○○一年一月九日
孙耀辉
突破机构文化楼程序主任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梁永泰
突破机构执行副总干事
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及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梁丽容
佛教何南金中学老师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梁旭明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二○○一年七月四日
梁瑞琼
教育署课程发展处首席课程主任
二○○○年四月十五日
翁伟微
香港电台电视部策划编导
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莫汉辉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领袖发展中心总监
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莫蔚姿
突破机构文化楼经理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二○○一年七月四日
陈春明
香港基督教信义会心诚中学老师
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黄国富
基督教服务处企业事务与社区关系部传媒教育干事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张少馨
香港电台电视部监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张志俭
香港传媒教育协会主席∕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课程学系助理教授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张爱娥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助理部门干事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杨美玲
媒体识读推广中心执行编辑
二○○一年七月五日
赵汉光
佛教何南金中学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一年五月三日
蔡志森
明光社总干事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及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罗瑞兰
中华基督教会灵风中学老师
二○○○年三月七日
钱群英
香港真光书院老师
二○○○一年一月卅一日
谢瑞芳
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
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Media Educat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A Networking Model
Alice Y. L. Lee *
ABSTRACT
In the new Millenium, media education has taken roots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media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s regarded by teachers, youth workers and parents as an important and worthy topic.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pattern of media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by adopting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akes the form of "new social movement." A "networking model" is put forward to analyze the functions and mechanism of the Hong Kong media education movement.
Keywords: media education, new social movement, networking model, critical autonomy, network extension
* Dr. Alice Y. L. Lee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