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向性与元经济学
韦 森
约翰·R·塞尔（John R. Searle），是当今名满世界的语言哲学家。塞尔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传奇人物奥斯丁（John L. Austin）的及门弟子。从名校名师出山后，塞尔秉了承师说，发展了师说，把语言哲学推进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塞尔本人，也成了世界顶尖级的哲学大师。
1995年，塞尔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社会实在的建构》的英文著作。在当代哲学中，这是一出重头戏。最近读了下来，觉得与其说它是一本当代语言哲学的专著，不如说它是一部“元经济学”（请读者宽恕敝下这里又生造了一个英文词组“meta-economics”）的“元典”。
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科斯先生，曾嘲笑当代理论经济学只是一种“黑板经济学”。张五常大教授，多年来也一再主张，经济学要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最近，周其仁君也以《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名，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文集。经济学家要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要研究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这没错。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世界？人们眼中的真实世界，就是真实的？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日常事，就简单？
这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家的理论进路。读读塞尔和其他分析哲学家的文著，就会发现，在当代语言和分析哲学中，既没有象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各自宏大哲学框架中那样的艰涩理论和难懂词汇，也没有象黑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中那样似乎谁也别想弄懂的哲学胡话。当代英美分析和语言哲学家，只注重分析人们的日常语言，分析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然而，人们的日常语言，发生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并不就简单。当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也因此并不简单。读当今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文献，如果你不觉得头大，那才怪呢！
就拿人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件“东西”来说。在眼下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出门，口袋里总是或多或少地装点钱，或带个什么什么“卡”，用蛮唬人的经济学行话来说，带点“货币”。可以说，人们每天都与货币打交道。但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看来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对这个貌似简单但实际并不简单的问题，哲学家休谟琢磨过，社会学家马克思论述过，经济学家凯恩斯阐释过。这不，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也参与进来了。对什么是货币，塞尔做了他的语言哲学解释。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第3章，塞尔一上来就举出货币这样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事例：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塞尔的这一见解，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雅普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认作为是货币，大石头于是就成了货币这一事实，相吻合。在1989年苏联崩塌前，万宝路牌香烟，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货币，这一事实，也佐证了塞尔的洞识。由此，塞尔还发现，许多“制序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许多社会实在，从产权到契约，从婚姻到美国总统职位，归根结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一套态度，即他所说的“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这即是说，当所有人都把某种东西相信为、认作为、接受为、用作为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了一种社会实在。因此，也可以说，集体意向性，构成了制序事实，对象化为社会实在。有了集体意向性，货币成了货币，小布什成了总统，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了一种历史实存。
哲学家就是哲学家，大师就是大师。哲学家看问题，与以自我标榜为以研究“形而下学”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当经济学家们为产权到底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法学概念问题争论不休时，塞尔却单刀直入地提出，产权，无非是一个“集体意向性”问题，既一种人们对某人对某物有支配权的某种“集体意向”上的认可。照塞尔看来，甚至就连某种社会治式（regime），说到底也不过只是某种“集体意向性”呢！
塞尔的见解，看来有几分道理。一个诺大的军事和政治超级大国苏联，一个经由七十余年艰苦努力所建设出来斯大林模式，不是就在一夜之间就解体、就转制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转制，照塞尔看来，无非是某种“集体意向性”的乍然崩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与一个牧师在教堂里对一对新郎新娘说：“我在上帝面前宣布你们为夫妻”，这对男女就成夫妻了，是一回事。这也与美国最高法院的某法官宣布：“戈尔不是这届美国总统”，于是美国现任总统就成了小布什了，也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奥斯丁的“以言行事”含义；这也是塞尔所说的话语（utterance）创造“制序事实”的真谛。由此看来，人们以话语创造社会实在，与《圣经》开篇所说的上帝以说话创造世界，好象是一样的轻松，一样的简单！
这使我突然想到，如果所有“制序实在”（institutional reality）都可归结为某种“集体意向性”，那么，一旦一种集体意向性在某个社会内部形成，一经有人象在教堂里的牧师那样说出这一“集体意向性”，它就会马上变成一种塞尔所说的“社会实在”。由此我推想，中国社会机制的民主化，也许并不会象我原来想象的那样遥远。
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还是解释理论？
韦 森
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理论的这一实践导向之精神，曾影响了世界上的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 诺思），也教育和鼓舞了原行政控制经济诸国（包括中国）的数代经济学家。
近些年来，我国中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独具慧眼地提出，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在不久前在厦门大学举办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回顾与展望”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中，张曙光教授也曾进一步表示，在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的问题上，他主张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为2000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准备一个5分钟的自由发言时，一个“idea”突然迸出笔者的脑际：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似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理论（这主要是因为笔者刚在会议招待所的房间里研读去年在《经济研究评论》（RES）上发表的马斯金（Eric Maskin）的一篇“纳什均衡与福利最优”的文章所引致）。在发言中提出这一观点后，立即在大会上引起了一点漪澜，会下也引起了与会同仁的争议与讨论（据悉当时在场的樊刚教授说他还不能接受这一看法）。为了解释一下笔者为什么提出这一看法，亦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这里谨提出以下三点，就教于张曙光先生、维迎、樊刚以及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学界同仁。
首先，之所以说理论经济学（请注意这里的“理论”二字）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理论本身，是因为理论经济学本身解释不了（经济现象）世界。这个世界太复杂、太难知，相对而言理论理性的认知与解释力又太有限。理论经济学作为一种学问，无论其探索层面多深、多广，永远只能是在“接近”、“逼近”或者说“切近”现实世界的“本在”，永远也解释不清、解释不了世界。否则的话，经济学中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流派了，也就不可能直到今天在西方和中国总是常常出现“经济学是否是科学？”诸如此类的奇谈怪“问”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自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到今天一些经济学的“行外人”还在责怪我们这些整日、整月、整年从事经济理论思索的人并不懂经济“问题”的因由了。并且，对于任何有经济学思考经验且超越了张维迎所常讽刺的那种常说“我认为”阶段的思想者来说，可能均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对某一（经济）现象思索得越深，就觉得越难把握之，越难对之加以解释。纳什那样的旷世天才竟会因“理论化”了每个人都常见到的社会（博弈）中“纳什均衡”的境势而失去了学术思考的能力，不恰恰说了这一点么？
不仅从单个思索者的个人体验来说是如此，从一门学科或一个思想流派的理论探索的推进过程来看亦是这样。就新制序主义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的演变过程来看，在威廉姆森（O. Williamson）所理解的“交易费用”的层面上，就可能比较容易地“解释”市场与科层的“二分选择”问题。但在张五常对“交易费用”理解的层面上，这一问题就难能“说得”清楚了。如果按汪丁丁的理解从博弈论的视角把交易费用界说为“在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的机会成本”，所有的新制序学派的诸多理论问题似乎都开始动摇起来。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出，对经济现象越切近，越会觉得其不可思议，越觉得解释不了世界。单从这一点来考虑，不把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定为“解释世界”，而只是把它理解为对（经济现象）世界的无限“接近”（用英文来说，只能是“approach”，而不是“interpretation”，“explanation”，“exposition”，或“elucidation”，但似乎在一定层面上可以是“description”），可能使我们这些从事理论经济学思考的人的“担子”更轻一些。美国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 （Richard Posner）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曾说：“缺乏真实性决不会使理论无效，它是理论的必要前提条件。一种只想忠实地在其假设中复制经验世界真实性的理论决不是真正的理论，这不是解释，而只是一种描述”（参该书中译本，上册，页20）。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的着力点，难道还应在这种“忠实地在其假设中复制经验世界的真实性”的“描述”上么？
其次，把理论经济学的任务认定为“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即理性地“设计”“合理化”的组织形式与资源配置方式，或在经济现象世界中“建构”些什么）”，这无疑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意识前进了一大步。但可惜不能不说，这种理论意识的“实践导向”之精神可能比“改造世界”弱不了多少。因为，如果经济理论的理性能解释得了世界，它自然也能“改造”得了世界。不是么？另外，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推理是，如果经济学的理论理性解释得了世界，解释清楚了这个总是“不完美”的现实“经济现象世界”而嘎然停止不去“改造”其“不完美”，这难道不“可惜”了么？因之，也许只有当理论经济学的“解释”到了解释不了世界的层面，它才能跳出这一逻辑的“吊诡”。苏格拉底说，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根据苏格拉底的这一名言，可以认为，只有把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仅确定对经济现象世界的“逼近”与“切入”，而不是“解释世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才有可能在人人身在其中活动所产生出来的现象世界中而人人又想理解但又难能理解之的“窘境”中来推进其理论理解，才有可能在人类整体所积累起来的经济学知识存量中增加中国经济学家们理论理解的边际增量。单从这一点来看，也只有在逐渐淡化了中国经济学界精神底蕴中这种素来已久的“实践导向”极强的对理性的“信”，也许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才有点“望”。
第三，即使我们把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仅确定对经济现象世界的“逼近”与“切入”，并且只有在这种“逼近”与“切入”中才能增加人们对（经济现象）世界的理解，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逼近”与“切入”这一世界？是“捕捉”某一或某些经济现象并对之进行“描述（解释）”甚至对之进行模型化从而升华出理论，还是通过解释理论（包括他人的和自己的）本身来“映照”（经济现象）世界？这也许将是理论经济学研究进路选择上问题分歧的核心之所在。凭临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发展之未来走向的这两种思径取向，中国经济学主流意识的任何导向与选择，也自然会影响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命运。很显然，如果在目前对国内所有的经济理论研究者做一问卷调查，也许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将认为应取前一种选择。然而，如果冷静的思索一下，就会发现，可能后一种选择会更有益于未来中国经济理论的长期发展。要理解这一点，还不能不从当代经济学范式（与古典经济学范式相对照）整体演进与扩展的路径特征来考虑。
当代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范式，作为一种浩大的“理论世界”，其演进与扩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如果说它有什么典型特征的话，那就是它是沿着一个边际增进的路径而发展起来的。即是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在“解释”已有理论（包括他人的和自己的）中而在经济学知识存量的边际上进行理论推进的。具体一点说，当代经济学之所以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浩大博深，浩如烟海的“理论世界”，正是因为每个经济学论者都在做着“解释理论”的工作，在证实或证伪着他人或自己的已有理论中从人类经济学知识存量的边际上推进着理论发展。在这一人类对身在其中的经济现象世界的理解的边际“逼近”的过程中，有多少经济学家在研究和著述时在意识到“我正在解释着世界”？反过来问，如果每一个经济学论者都有一种理性的冲动去直接解释世界，而不是解释（证实或证伪）他人或自己已有理论，当代经济学会发展和扩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理论世界”？
当然，我们说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世界”主要是靠无数经济学家们“解释理论”中的“边际推进”而演进和扩展起来的，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某些经济学家确曾在经济现象世界中“捕捉”某一或某些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把他们的“解释”的理论结果汇入这一理论世界的边际增进与扩展过程之中。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做这种“原创性”的工作（也许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为这种“原创性”的“捕捉”与“解释”提供了大量契机，从而致使一些论者天真地相信这为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蕴生出了“天时与地利”），整个经济学的范式整体可能只会在一个层面上“原地踏步走”，在一个层面上“内卷（involution）”，而不可能向前演进与扩展。另外，从人类经济思想史的整个发展行程来看，经济理论解释本身作为一种过程越靠近现代和当代，越需要解释理论本身，经济学家们实际上也越注重从解释理论中不断地推进着理论的发展；而越往前，经济学家们越注重“捕捉”经济现象世界中的某些过程与实存进行一些“描述”和“解释”。然而，理论经济学作为一种“论诘（discourse）体系”，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当代经济学更逼近或者说接近经济现象世界的“本真”？答案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主张，（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理论，是在解释理论中发展理论，又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中“逼近”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另外，由于在中国经济经济学界长期承传下来的“改造世界”的理性冲动太强、太久、太韧，尽管主流意识现在所提出的“解释世界”的提法与之相比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未使得长期积存在我国经济学界精神底蕴中的这种乐观主义的理性自信减弱多少。因此，中国经济学要在二十一世纪真正推进到人类经济学知识存量的边缘从而以期在某些探索向量上蕴生出一些边际增进，看来还有待于营生出一个“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的气氛与环境。
概言之，理论经济学在当今的主要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理论。如果说理论经济学作为一种“论诘体系”与经济现象世界有任何“干系”的话，那就是它在解释理论中“逼近”这一世界，从而“折射”出世界的“映像”。在理论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行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乍看来极悖常理的“命数”：越远离现实，它所映照出来的经济现象世界的“映像”可能越“真”。理论经济学不必追求去解释世界，也解释不了世界。说到这里，可能会有这样一问：“不解释世界，还要经济学干什么？”对如此一问的回答是：“如果（经济现象）世界能解释得了，还要经济学干什么？”
2000年3月23日初稿于厦门大学，2000年4月定稿于上海杨浦未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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