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解读
⊙ 凌 燕
1993年是中国社会改革经过一段停滞后，重新起步并加速发展的一年。此时，改革初期各阶层普遍受益的局面消失，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各种瓶颈效应和转型综合症都已成为现实，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继续开放以保持社会稳定成为现实选择。
加强控制并不意味着回收一切已经下放的权力和封闭已开放的社会空间，而是在自己所保有的空间内，强化其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性，凝聚不同利益团体的共识，疏导社会不满情绪。作为国家级电视机构，中央电视台在企业化转型过程中，渐次下放除新闻性节目、文艺晚会、直播活动之外大部分节目的制作权，只保留审查权。电视新闻作为官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自留地，开始承担过去所有电视节目共同承担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但电视的另一身份──营利机构又使其同时奉收视率为圭臬。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闻业竞争的日益激烈，靠独家新闻来吸引受众、压倒同行的难度越来越大，新闻评论成为媒体面对竞争所能拿出的有效武器，行政级别越高的电视机构，所能批评的范围和领域越宽，其发言也越具权威和影响力。
从官方角度来说，3.5亿台电视机无疑是重塑意识形态权威、整合日趋碎片化的转型社会的有效工具，改革日渐失效的、旧的、极易被指认的宣传方式，探寻新的、更为隐蔽而有效的宣传方式已迫在眉睫。
广播电视的实质性改革同时启动。1993年5月，一个由体制外从业人员、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和巨额广告共同打造1的早间新闻类节目──《东方时空》出台，节目被有意无意地区隔为三个空间：《东方之子》圈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生活空间》为庶民的平凡、甚或艰难的生活寻求生存的意义；《焦点时刻》沟通前二者（以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视角对庶民实施「关怀」）。《东方时空》在整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1998-2000年的年度收视率分别为2.07%、2.11%、1.98%2。
一年后的1994年4月1日，脱胎于《焦点时刻》的《焦点访谈》诞生，成为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又一个中国电视神话，其中1998年年平均收视率为27.48%。换言之，《焦点访谈》成了近1/3中国电视观众每天晚饭后的一项生活内容。
1996年5月17日，作为《焦点访谈》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延伸，周刊型栏目《新闻调查》隆重登场，节目以对「社会的关切」、「制度的建设」为选题的方向，以深度报导的形式对重大社会新闻事件进行调查和评说，成为央视的一大名牌栏目。
话语置换：建构国家／社会／个人的新型关系
随着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批评报导成了迎合受众泄火及维权需要、扩大市场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电视借助摄像机的权威和特权，往往打击力度更强，电视批评报导成了与其它传媒竞争的独家武器。曝光节目成了既可为电视台树立良好的媒介形象，又可吸引观众的法宝。每日不过13分钟的《焦点访谈》也因此而集中了每年数亿元的广告额，占央视全部广告收入的10%3。
传媒市场化、受众的心理及情绪需要固然是批评报导的助推器，然而真正为其创造了繁殖气候的，是媒介主管部门的默许乃至鼓励。主持人方宏进曾表示：《焦点访谈》能那么火，70%的分应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是他们让它存在的4。
现代化的转型是一个权力和意识形态不断分化的过程，地方权力越来越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弱化，党对干部的意识形态领导也遭到了市场逻辑的严重侵犯和削弱，批评报导的正面建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而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对党的权威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挑衅。在意识形态宣传主管部门的组织下，电视机构开始积极稳妥地将批评报导作为监控、打击地方不法势力，加强干部管理及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对批评报导的管理，也由过去数量、程序上的严格限制改为效能上的控制，即批评报导要「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策略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经过数年的实践，媒体积累了为丰富的设置议题经验，对报导的比例、分寸、时机、角度有了规律性的把握。
法轮功痴迷者自焚事件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直至30日《焦点访谈》才首次报导。重大敏感问题延时报导是国内媒体的不成文惯例，因为「要正确把握报导时机」。但延至七日之后才报导不能不说另有考虑：1月23日正值除夕，实时报导不仅会破坏春节的喜庆气氛，更因为正逢假期，无法发挥组织传播（集体观看、组织学习讨论）的优势，对民众的刺激不能最大限度强化；1月30日为农历初七，新年长假即将结束，所有隶属于单位、能被组织起来的人第二天就要上班，此时报导事件既能借助节庆环境的反衬，又不致影响百姓情绪，更重要的是可以发起连续的学习讨论，通过将这一议题组织化来形成社会舆论。
对于没有强烈信仰需要的中国公众来说，对邪教的痴迷是他们不能真正理解的，官方对法轮功破坏力抽象的宣传，多少让人觉得真假难辨。在民间，法轮功作为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的代名词，其「段子」被演绎得五花八门，这些「段子」在戏谑反政府邪教的同时，不免也有对主流权威的颠覆，自焚事件使法轮功真实可感，也使政府任何形势及强度的宣传攻势都具有了合法性。通过播放自焚场面来突出法轮功的残忍，诉诸突破观众心理接受上限的感官刺激，主流宣传与民众建立了信任。利用商业媒体喜好但又不能随意使用的恐怖诉求，反邪教这种国家行为借助商业化手法赢得了民众的共识。
舆论监督在当下与其说是非权力机构／群体对权力机构的监督与批评，不如说是通过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置换，所达成的对权力运行中离轨行为的制衡与纠错机制。话语的置换强化了「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为政府说话」的真实立场。节目通过向利益被损害、或潜在的受损者提供利益表达渠道的方式，泄导转型期民众不断郁积的社会不满情绪，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发挥着有效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民间，《焦点访谈》被命名为「焦青天」，需要关注的是「焦青天」究竟主持了哪些正义？在法律上，「官」「民」并非一体，而是两种主体，会有利益冲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权力群体中个体的离轨意味着局部出现塌方，主流媒体所要达到的便是主动将这些离轨者放逐，以维护制度的合法性。「焦青天」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孤立令行不止的权力个体，所鞭笞的往往是那些同时损害了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和个人。因此，舆论监督实质上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纯粹监督政府的手段。
访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对象群是权力机关领导。权力机关既赋予监督者以监督权，直接领导监督，又是监督者所要服务的机构，在文本中，或是直接出场，或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者，都是舆论的主控者。《焦点访谈》惯用的策略，是在批评揭露了部分地区的问题、个别官僚的腐败后，总要找到相应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发言评论，意在说明：一、政策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下级部门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二、下层官僚虽腐败，而上层领导是好的。后者的发言具有舆论的示范性和导向性，通过打击下级执行者和表明信心来强化政策甚至政权的合法性。
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5结尾，山西省长在接受采访时说：「说来说去，老百姓是好的，关键是干部。」这句话或可作为包括《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内的焦点类新闻评论节目的基本立场。但这种表述存在颇多疑点，在现代社会里，公民──既包括党政干部，也包括平民百姓──的权利应当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干部的权力及责任更重大一些（而这是行政范畴的问题）。「老百姓怎么做都是对的或情有可原的」，这种思想既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也不利于培养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主体。
能被普通观众指认的意识形态是失效的意识形态，控制舆论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尽量隐蔽意识形态「框架」的轮廓，使之达到自然化的效果。在实践中，记者编导们总结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策略，所谓「硬焦点软着陆，软焦点硬道理」6就是在「上」「下」两头寻找平衡点；所谓「批评性节目往表扬上说，表扬性节目往批评上说」7，则是体现平衡策略的重要手段。《摧毁黑药市，打掉保护伞》中的主持人以这样一段评述结尾：
非法药品批发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对此必须予以坚决打击，这是国家的一项既定政策，也同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由于这些非法经营利润丰厚，所以，他们往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执法者的检查，这的确给治理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从苍南县整治非法药市的情况来看，只要我们政府态度坚定、工作认真，措施得力，并且持之以恒，非法药品泛滥的局面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
这是《焦点访谈》节目颇具代表性的结语，「人民」、「非法者」、「执法者」、「政府」都被建构其中，各自的位置是：人民利益是受保护的、非法者必受打击、执法者需要监督、政府可以信任。尽管节目的大部分影像都在表现执法者存在的失误，但在有定性意义的结尾中，一句「非法者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执法者的检查」，将执法者的责任由主动叙述为被动，由决定性的变为局部的，体制或政策上的漏洞也因此被阐释为暂时的、能力上的问题。换言之，节目在给民间话语提供利益表达空间的同时，也在规范化、制度化着这种利益表达途径和空间。
通过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置换，主流的官方话语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本文的叙事层，巧妙地实现对前者的询唤和整合。这种置换是否成功，直接决定意识形态宣传是否有效。
「访谈」形式的采用被认为增加了节目的民主色彩，节目的采编人员从案情和社会问题揭示入手，追踪案发线索，访问知情者和当事人，直至问题真相大白，节目制作者的倾向也就在事实访问的展现中显示出来，藉此增加受众的参与感和节目的真实性。访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事实，记者在观众的注视下参与事件的调查，其访谈过程就成了观众「可经历」的事件，具有真实性。让普通民众出镜，用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在满足公众知晓权的同时，也满足了公众的「话语权」，使节目成为「群众喉舌」。所「谈」只是被「访」的内容，这种话语权的设置是被严格限定的，加以编辑机器的配合，足以完美地缝合、修补这些话语，使意识形态自然地流淌于访谈之中。
《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1994年工作总体规划中的一项出台，节目有严格的审批程序，节目的任务是「引导、沟通、平衡、监督」8，这也决定了批评和暴露的指向都只限于政策的执行和操作层面。
1998年5月开始，《焦点访谈》开辟反馈版《焦点的回声》。从传播学理论上说，这是满足受众对事件结尾的知情需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为了平衡地方政府利益，并且重建受众对地方政府的信心。但这一模式使用过多，产生的实际效果是：被打击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回声》中获得安抚甚至知错就改式的免费宣传，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建。
故事化叙述：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
「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的标版，也是其修辞方式。节目以对个案的故事化叙述呈现事实，刻意制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比之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论证的程序化的评论，在传播理念和效果上都有巨大进步。然而，「事实」是一个共享空间／文本，事实不能自我说明，需要以一个框架加以诠释，不同的立场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
悬念和冲突是故事的基本构成要素。《焦点访谈》的批评报导前半部分往往是非法者的劣行表演，后半部分必有正义角色出现；基本的「故事」模式是：善良无辜百姓利益受损→记者调查证实→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补偿；一般出镜人物为：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常用的影像符码是：法律文件、卷宗、证章、合同等，这些物品充当了「英雄」的宝物，而记者则代替我们行「英雄」之职。
《新闻调查》更是自觉地将故事视为意义生成的方式。记录东北农村基层选举的《大官村里选村官》，策划和编导在节目策划过程中就已经为未曾谋面的人物安排好了故事，「最好是顽固势力老村长寡不敌众，新办法给了村里能干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场较量即将展开，欲知结果请看《新闻调查》」。最让编导们兴奋的是现实生活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富有戏剧性，选举中杀出了一匹黑马──一个老村长根本没放在眼里却险些爆出竞选冷门的前抽水员，使得故事／选举一波三折，颇具喜剧色彩。在叙事上，节目模仿情节剧的作法，将40分钟的节目分成三至五个段落，用预告或倒叙的方式制造并强化悬念，每个段落都设置有矛盾和冲突发展的小高潮，段落之间都有一个设计用以承上启下的片头，一方面吸引新的收看者，一方面留住上一段落的收看者，其间往往借用肥皂剧的基本手法──重复和延宕，保证所有突然闯入的观众都能明白事件原委。
故事化离不开过程展示，了解或亲自参与某个过程是一种特权。手术的过程只有医务人员参与，审判的过程一般也只有相关人员在场，对于大部分事件我们都可以知道其结果，而不能参与其过程，因为很多秘密蕴藏于过程中──魔术之所以为魔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其过程。这种特权式的体验足以将普通观众牢牢地固定在电视机前。
「事实」是用来「说话」的，换言之，叙事是为了说理服务的。因此，采用故事化叙述的新闻专题节目，在叙述上或由记者旁白评述，或由不同的采访对象对记者观点验证式的回答，两种形式交替使用，使事件流程零散化，观众只能像观影一样任由记者引领，理性思考被观感体验所代替，其传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故事化无异于一个温暖的陷阱，当观点、事件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说出、演绎出之后，现象便遭遇个人化、特殊化，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盖，无疑削弱了其普遍意义。
生活是难以用「故事」穷尽的。对于国内观众而言，由国家级媒介以新闻形式讲述的一切故事，其真实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当一个故事以真实的形象出现，也就意味着它是封闭的，真实的结局是唯一合法的结局，真实事件中的张力被视为偶然而排除，对于关系的把握，也只能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总是停留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框架内；结论自然也流于简单甚至片面。
故事是有头有尾的，而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却是在不断延续的，人为地截断这种延续过程，将使事物的其它很多可能性被忽略。当一种社会现象以有头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现时，社会现象被阐释为一个由命运或其它偶然性所决定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时，就会被故事化解读，从而拒绝观众的体验式、认同式解读，失去应有的影响力。
大多数故事有着我们所能认同的主角，过多地强调个人，我们就会忽视人是社会群体的代表，忽略社会及其制度。在故事中，文本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想象性地取消，故事叙述的最终圆满同时也就意味着各种现实困窘的解决。
以《新闻调查》的首期节目《宏志班》为例。
宏志班是北京市某中学创办的特殊班级，择生原则有两个：一是北京市月收入不足200元的家庭中的孩子；其二是品学兼优。对被招收的学生，免全部学费，并在高中三年每年可获得1,500元的生活补助。学校本意是利用这个特殊群体的艰辛触动学校的真正主体──上千名生活优越的机关子弟。它的戏剧性在于，宏志班是将极个别品学兼优的都市底层孩子收编至普通市民阶层，其余大部分成绩一般的孩子则成为被遗忘的／不可改造的。于是，在最底层的孩子中间，人为地分出两极，即成绩好／可改造的和成绩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边缘人的生活本身就易引发宿命理解，宏志班更使这种误读有了落脚点。它的观赏意义如同一出「苦儿成长记」，宏志班的学生成为悲剧明星和家贫志远的媒介英雄，满足普通市民的虚荣和廉价的同情心理，而引导、提升的使命却退至无限远，以致我们看着片中／剧中人物的艰辛而尽情挥泪，却不会产生帮助他们的欲望，因为那是他们的「命运」，我们无力也不必解救他们。宣传诉诸情感本是为了促使行动，在这样的叙事中，观众的感动却止于情感宣泄，不仅没有促成行动，而且在情感方面也没有深化和升华。
《新闻调查》将这种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具体化为「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和「人物细节化」的原则，这样的叙述逻辑在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方面的确行之有效。然而，因为关注细节，在这类节目中，最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不是事件的实质、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目的、手段及结果，而是「态度」；换言之，不是本质和过程，而是表象。嚣张、目中无人的表情和言辞最容易引起观众的义愤，对这些人的「修理」，甚至比对重罪犯人的惩罚更让观众感到快意。一般情况下，得罪或不配合记者的人都会在节目中或至少是在观众的情感反馈中得到相应的报应。一方面，这是由于观众将自己认同为记者一方，并以当事人对记者的态度判定是非；另一方面，大众化的思维不关注深度，而以平面化的意义，即事件与事件、事件与人（自我）的关系来代替。这种倾向同时影响记者和观众，在镜头内外的人感到解气快意的同时，中国老百姓原本就比较淡薄的法制意识便无影无踪了，而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态度「诚恳」，却可能得到同情和谅解。
对新闻事件进行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并非央视首创，《新闻调查》的编导们不讳言节目对《60分钟时事杂志》和《20/20》等国外同类电视节目的借鉴，但这种叙述方式并不完全是「舶来品」，中国的叙事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法制化、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利用有力的表现手段来进行实现舆论监督？央视新闻评论部的编导策划们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针对公众社会预期心理，借助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三者实现最佳组合，从而完成栏目的构架。可以说，故事化叙述与舆论监督的结合只有在今天才能显现出强势，或早或晚出现十年，都难以取得现在的轰动效应。
由于央视在节目制作形式上对地方电视台具有示范作用，使得地方台的同类节目也都采取了类似的表现手法，这种叙述方式虽然利于吸引观众，但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同一性质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换了人物和发生地，就是一个新故事，阐明的意义却只能在同一层面简单重复。最终理性的观众不仅会对节目和这种舆论监督失去兴趣，还可能对提供这种监督的权力机关产生怀疑。
小 结
《焦点访谈》问世七年有余，播出近三千期节目，在中国电视荧屏和国人的政治生活中都占有了重要位置，成为透视中国电视文化的最佳文本。以下仅就《焦点访谈》的社会功能作一疏理。
一、利益表达与社会情绪疏导。在阶层分化重组过程中，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自觉，必然导致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愿望增强，从理论上说，这种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可以增加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个人的成熟感，但由于我国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没有提供相应的表达空间，《焦点访谈》在相当程度上代行了这种职责，提供政治参与和表达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建构和询唤分化的社会主体，使改革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变革，而成为一种同舟共济、共享艰难式的参与和认知，而那些不理解或不满于改革的人，将同时承受伦理和道德的谴责。
在《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庞杂广博的评说话题中，「反腐败」和「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频率最高、分量最重的两个话题。显然，这两个语词联系着转型期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也是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政治话题。对同一话题的共同兴趣为电视媒介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利益基础、动机又使这种弥合只能止于表层，在为普通百姓找回现实利益、满足他们的利益表达和宣泄需要的同时，完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生产。
二、监督和打击地方政府与其它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忽视国法和政策，偷漏税、乱收费等，维护中央利益、重塑国家威严，是中央政策和法律的有效执行者。中央政府在过去不仅不需要也没必要运用新闻手段去制约地方政府，而在利益分化的今天，不仅要依赖过去的行政手段，而且更需要运用媒体手段「杀一儆百」。从这个意义上说，《焦点访谈》是中央政府在新的历史阶段所创造的新型治理手段9，而远非独立的新闻监督。民主政府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然而我国的制衡机制非常薄弱且不规范，媒介尤其是新闻评论类节目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制衡力量。
三、重建中央级宣传机构的权威。在电视传媒的企业化转型过程中，作为营利机构，收视率被奉为第一准则，商业因素的过份侵入，损害了中央台的权威性，焦点类新闻评论节目通过发出其它传媒机构不能发出的声音来重树权威。当前具有社会使命感的一代正渐渐从社会舞台中心退却，年轻一代原本就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工业化又造成社会分化及社会主体之间的疏离，靠甚么来维系意识形态的权威？当发生重大事件需要鼓动群力群策参与时，由谁、在哪、如何去发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焦点访谈》节目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推动某项具体政策的实施和问题的解决，而在于重构一个权威的广场和会堂，以便设置社会议题，确立框限社会的聚焦点。
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电视取代20多年前安装在每个家庭中的高音喇叭，将日趋分散的社会成员询唤至一个影像构成的「政治广场」，发挥着具有高度动员力量的整合功能。
四、满足政治和禁忌消费。泛政治化社会中的民众对新闻／政治有极大的热情，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时，也在产生出意义和快感，当观众得知国家领导人也在观看同一节目，视觉的平等带来政治平等的想象和满足，尤其节目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过去属于内参范围，一种禁忌消费般的快感便可从中产生。大量偷拍镜头带有刺激性，对一些掌权者的审判式的采访和调查让我们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在正义之名下，我们看到了许多过去不可见的东西。
焦点类新闻节目在初期的确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包括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疏导民众情绪、重塑国家威严等。但模式的形成意味着遮蔽性的突显，使舆论监督呈现具体化、琐碎化，虽在多种权力机构和话语力量之间游刃有余，但却渐渐丧失了从前的社会民主建构力量和预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
注释
1 汪晖：〈文化研究及其当代意义〉，载《旧影与新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页264。
2 本文收视率数据全部引自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编：《收视分析报告》。
3 黄熠、魏然：〈从「喉舌」到党营企业──中国大陆电视传媒四十年历史轨迹探索（1958-1998）〉，《东亚季刊》（台北），第29卷第3期，页76-93。
4 邱学峰：〈学者的底蕴，智者的敏锐〉，《声屏世界》（江西），1999年第11期。
5 《新闻调查》播出节目，下文中所引个案未注明者均为《焦点访谈》播出节目。
6 袁正明、梁建增编：《聚焦焦点访谈》（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页264。
7 孙克文主编：《焦点外的时空》（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204。
8 孙玉胜：〈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北京），1995年第8期。
9 邓正来语，参见〈学人解读《焦点访谈》〉，载注6书，页168。
凌 燕 女，生于1973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总第七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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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3年二月号 文章作者：凌燕
http://www.xslx.com/htm/kjwh/whys/2003-3-13-13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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